一切都是从那个春日午后的电话开始的。
　　那是在2001年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半躺在摇椅上，韦芊在我们身边一遍遍出出进进，将阳台上已经晒透的过冬用的被子和厚衣服收起来。
　　电话铃声就是在那个时刻响起的。韦芊顺手去接电话。正巧电话是找她的，就说了起来，这个电话很长，她的情绪有些奇怪，好像在哭。她的电话也打完了，我问怎么了，她抽了一下鼻子说有个大学的同学死了。
　　晚饭时我问起了她死去的同学的情况，她说是一个男生，挺不幸，是自杀的，韦芊只说了两句就神色黯然地低下了头。
　　我发现从那以后韦芊的情绪就不太对头，有时即使怀里抱着女儿也是心不在焉的，我问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是不是跟她死去的同学有关，她都摇头否认了。虽然她总说没什么，我却有一种感觉，觉得她与那个死去的人关系非同一般，她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最后我终于问出了答案，证实了我的猜测，那个人是她大学时代的恋人，因为毕业后天各一方才分手的，而他在生活中并不顺利，一直是一个人，创业不顺，又查出了白血病，他放弃了治疗，自杀了。对他的死，韦芊有一种隐隐的自责，一直无法忘怀，本来她并不想让我知道的，本想让时间慢慢冲淡心底的印象，不愿让这段跟我完全无关的往事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架不住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而我在知道了这一切之后，总免不了把她情绪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同那个男同学的死、同她的曾经联系在一起，总是免不了不自在，免不了在生活中表现出来。
　　我们口角多了，欲言又止多了，沉默多了，真想不出如果没有女儿的笑声，我们这个家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暑假来临了，韦芊在高校任教，可以有一个长长的假期。
　　韦芊跟我非常认真的谈了一次，目前这样很不好，我们其实是在慢慢彼此伤害，对孩子也不好。她还说，她不想等到伤害已经形成才做决定，而是打算带着女儿去娘家住一阵，也许会住整个暑假或者更长一些，她说我们两个都需要冷静一下，好好想一想，决定我们是好好的生活还是好好的分手。
　　我觉得这样很好。
　　韦芊刚走的时候我的感觉尤其好，简直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吧。但时间一长却不一样了，抽屉里的袜子没有了，衣橱里也找不到衬衣，这才想到原来每天换下来的东西我没有洗，平时这些都是韦芊在做的。冰箱里的菜吃光之后我又买回了许多爱吃的东西，但往往在油锅热了之后才发现某种调料已经用完了。
　　韦芊不在家的日子里，我才开始想到平日里她为我、为这个家都做了些什么。韦芊是个硕士生、大学讲师，而且正在申请破格晋升副教授，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她为我和孩子所做的一切，一定有一份含义很广的爱在里面，她做得这么好，如果没爱是不可能的。
　　不等暑假结束我就去岳母家接回了她们母女，我们心照不宣地忘掉过去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做家务主动了，比以前做得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夫妻关系应该是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我明白，我们是在有意的要做得更好，我们都在有意地回避着什么，我们不约而同地不提这个刚刚过去的暑假，不提及她的那个死去的同学。但是，不提，不说，并不等于没有，并不等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件事就像是路上挖出的一个坑，我们之所以没有摔倒，不过是因为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躲着罢了。
　　■寇延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