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子

　　​整理完这部剧本集的最后一页文稿，是2025年秋天一个晴朗的夜晚。那天晚上的月亮很白，也很清朗，没有一点杂质。一缕月光从窗口照进来，恰好落在桌角那本泛黄的大学笔记本上。扉页里，夹着我当年在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写小说的草稿。纸页上的钢笔字迹早已晕开，有些模糊不清，却像一把钥匙，轻轻打开了我与文字、与影像纠缠半生的记忆闸门。

　　1978年，质朴青涩的我，从杨凌官村走出，来到繁华京城的定福庄。在那儿，在那座已被拆除的图书馆一角，我写下了人生第一篇小说。大学时期发表小说的经历，是我与“故事”结缘的起点。自此之后，文字便成了我人生中从未缺席的伙伴。

　　1982年，我被分配到陕西电视台工作，寄居在新华社陕西分社招待所的一间小屋。在那里，我一边写小说，一边学习如何把文学作品里的文字意象，转化为镜头前可感知的画面与情绪。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小屋，成了我记录青春心事、描摹世间百态的自留地。在此期间，我先后将陈忠实的《初夏》、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周大新的《第四等父亲》等作品搬上屏幕。那段改编经历让我懂得，文字不仅要“好看”，更要能“落地”，能住进观众心里。

　　感念吴天明先生的知遇之恩。1984年，为将我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他前后奔走、协调争取，整整八个月。这份恩情，我始终铭记于心。正是他的提携，让我拥有了逐梦光影的宝贵平台。

　　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是我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从“改编他人”到“深耕自己”，从电视编导到电影编剧。身份的转变，让我对“故事”有了更立体的理解。到西影厂不久，我便与颜学恕导演合作，把贾平凹的小说《鸡窝洼人家》改编为电影《野山》。我们在陕南镇安县待了近三个月，吃洋芋糊汤，喝粮食酒，坐在土炕边听乡亲们聊家长里短。也是那段日子，让我对农人与土地有了一种新的、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敬畏。他们一辈子守着脚下的土地，苦是真的苦，却从不抱怨命运的刁难;他们把苦嚼碎咽进肚里，却把最真诚的热乎劲儿，都给了这片土地和身边的人。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具隐忍品格的群体，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对话、充满生活韧性的人物，彻底打破了我对剧本创作的固有认知：好故事从不是凭空虚构，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从普通人的日子里熬出来的。

　　也正是这部电影，让我读懂了电影剧本的魔力——它既能保留文学的灵魂，又能借助镜头语言让故事拥有更辽阔的传播力，让深山里的“鸡窝洼”，被更多人看见、读懂。

　　《野山》的成功，并未让我志得意满，反而让我心生沉甸甸的惶恐。我生怕自己从此眼高手低，再也写不出一部像样的作品。

　　所以我一直告诫自己：过往荣光，终将成为身后风景。必须守住对电影的那份热爱，不问终点，不惧风雨，只管一路前行。四十多年来，我换过几个单位，有过几重身份，但手上的笔从未停歇。我始终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在编剧之路上行走。无论是写乡村变迁、都市浮沉，还是讲小人物的悲欢、大时代的褶皱，我都坚持先走进故事里。这三十余部剧本，没有惊天动地的宏大叙事，更多是对普通人生活的描摹、对人性温暖的捕捉、对灵魂的自我救赎。因为我始终相信，最能打动人心的，永远是那些贴近生活、贴近人心的故事。

　　如今，我把这些剧本集结成册，与其说是成果总结，不如说是一次初心回望。每一部剧本背后，都藏着无数个在书桌前熬夜修改的夜晚，藏着与导演反复沟通的细节，藏着实地采风时的所见所闻;每一页文字里，都凝结着我对文学的热爱、对电影的敬畏，更凝结着那些曾给予我灵感的土地、人物与故事。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让我在最好的年华与文字结缘;感谢陕西电视台、西安电影制片厂，给了我将文字转化为影像的平台;感谢挚友黄建新，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感谢弋舟兄，为本书出版倾力相助;更感谢每一位与我合作过的伙伴，感谢每一位愿意读这些剧本、看这些电影的观众——是你们的认可，让我有勇气在编剧这条路上走了这么久。

　　未来，只要还能执笔，我仍会去听、去看、去写那些普通人的故事。因为我知道，故事未完，创作不止;而这份与文字、与影像的缘分，也会一直伴我，走向更远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