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建平

      过年，是揣在我童年时心头上一串串的期盼!只要过了元旦，胡同里所有人家烟囱的炊烟就开始散发出农历新年的甜香。全村老少的话题像庄稼田里发芽的种子，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密集。大人们的话语多为年节而犯难，孩子们却心潮澎湃地扳手指头数着倒计日。

　　然而，急切期盼的那顿香喷喷的肉菜依然是平日里饭桌上的萝卜和咸菜，连油花子都见不到。直到过了小年(腊月二十三)，母亲才会掏出攒了许久的几块钱让我跟随胡同里的长辈到集市上去采办年货(因弟弟妹妹尚小，母亲走不开。身为长子的我早早就担负起了家中男子汉应担负的责任。那时母亲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八岁男儿当脱父)。记得很清楚，八岁那年的腊月二十五，我从十多里外的集市上买回了四斤膘肥过掌(在我的老家，男人们总是用手掌去量肉膘，判断质量的好坏)的猪肉。这事一下子炸开了，谁都知道我家这个年是全村“最肥的”。特别是母亲将肉炖在大铁锅里时，肉香从厨房飞出，整条胡同里的大人小孩都跟着兴奋。甚至来年开学时邻村同学还妒嫉地问：“听说你家过年买了半扇猪肉?”尽管这不是事实，但那种爆棚的幸福感至今想起来依然全身舒坦。

　　当我和弟弟妹妹们守在灶台边，眼巴巴盯着锅里翻滚的肉块时，直咽口水。那肉炖得酥烂，做成的凉盘子，肥的如雪入口即化，瘦的筋道耐嚼多日口齿留香。如再配上家乡节日特蒸的花子馍，咬上一口，那滋味足够回味一整年。

　　其实过年我最期盼的是父亲的脚步声。父亲在城里工作，一年到头回不了几趟家。进入腊月，我便日日扒着门框望着院外长长的巷子，盼着那个拎灰蓝色帆布包的身影出现。因为帆布包里全是惊喜，可以说它是我心目中的潘多拉魔盒，只要打开，里面准有彩纸包着的糖果、四四方方的饼干盒、油渍渗透包装纸的点心包;还有我喜欢的连环画书、塑料皮的精美笔记本、彩色的铁皮文具盒……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父亲回来，我家的年才算真正有了主心骨。

　　我和大多数小伙伴一样，说是盼过年还不如说是盼寒假。一放寒假，就不用背书包上学堂，不用梦乡中被母亲强行拉出穿那冰冷如铁的衣服(尽管母亲会帮我在热炕上暖过，但夜里被我登下炕在地上冻了一夜的衣服，在挨上肌肤瞬间那刺骨的冰凉刻骨铭心)，更不用担心作业没完成先生的戒尺。我们可以在晒谷场上疯跑、翻跟头、滚铁环、踢毽子;可以在涝池冻得如铁的冰面上打陀螺、滑冰、玩碰碰乐……小朋友们个个手指冻得仿似刚出窑的红萝卜，可心里却是一团火，直疯到浑身是汗也不觉得累;可以缠着母亲，一遍遍地问：“妈，啥时候穿新衣呀?”

　　新衣是过年的标志。母亲是一位好强的人，她总会提前按我们姊姊几个的喜好扯好花布，早早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给我们缝制好了新衣。除夕夜，新衣服整整齐齐地叠在各自的枕头边，我摸着滑溜溜的布料，连做梦都带着笑。大年初一的清晨，天还没亮透，我们兄妹就迫不及待地从热被窝里爬起来争穿新衣，这也是一年唯一一个不赖炕的日子。当领口的盘扣系得端端正正，衣角的褶皱捋得平平整整时，我们连饭也顾不上吃便先跑去给爷爷奶奶拜年要压岁钱。不多时，胡同里孩子们的嬉闹声、大人们的寒暄声、鞭炮的噼啪声，混在家家户户饭菜的香火味中，织成一张暖融融的网，把整个村庄裹得严严实实。

　　大年初一的拜年，是儿童们最雀跃的事。我跟着父母挨家挨户地串门拜年，只要进屋，不管地上是否干净，便跪地磕头，嘴里还甜甜地喊一声“新年好”!长辈们便会笑着摸出压岁钱，或是抓一把核桃、糖果塞进我们的口袋。很快口袋被塞得鼓鼓囊囊，幸福指数在心里也被填得满满当当……

　　如今，我已工作，在城里也安了家。过年时，餐桌上的肉菜再也不是稀罕物，新衣随时可以买，寒假也变成了短暂的年假。可不知为什么，我即使用力地呼吸却再也闻不到当年胡同里的那股年味。多年前父亲也离世了，他拎着帆布包赶路的样子也只能在记忆中出现;商场里的衣服琳琅满目，母亲也不再熬夜赶缝子女的新衣了，可我穿上这些时尚的高档衣服，却感受不到针线的温暖。即使回老家过年，大年初一，我照样会去长辈家里磕头拜年，可压岁钱变成了微信红包，核桃糖果堆了一桌子，却没了当年揣在口袋里的那份珍重。

　　这又到了年关，我站在阳台上，望着楼下的车水马龙，忽然想起小时候的那条胡同，想起灶台边的肉香，想起新衣服上的针脚，想起口袋里的核桃和糖果。那些藏在旧时光里的年味，像一粒被风干了的肉松，在记忆里甜了许多年，却再也尝不到了。此刻，我感到心头掠过一丝淡淡的酸楚，原来不是年味淡了，是我，再也回不到那个盼过年的孩童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