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里，父亲在灶前劈柴，斧头落下又扬起，劈开的木柴裂出新鲜的纹路。他属马，这一年是他第四个本命年，四十八岁。

　　“去当兵吧。”他突然说，斧头悬在半空。

　　我正蹲在门槛上剥玉米，手指停住了。腊月的风吹过院子，晾衣绳上父亲的旧军装空荡荡地飘着——那是他年轻时在青海当工程兵留下的，洗得发白，肩章早已拆去。

　　“你十九了”，父亲把劈好的柴码齐，“我十九那年，已经跟着部队上高原了。”

　　我沉默着。我知道父亲的心思——前几年，村里搞家庭联产承包制，我家没有人种地，兄弟中我学习成绩差，初中没有上完，就回家务农。在农村干了两年，父亲觉得我不能这样活着，想出了让我当兵的主意。征求我意见时，他看我，眼里总有些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惋惜，又像是担忧。母亲从厨房探出头：“大过年的，说这个做什么……”

　　“过了年再说。”父亲把斧头立在墙边。

　　但征兵的消息来得突然。腊月二十，村支书挨家挨户通知：今年征兵改革，春季入伍，正月十五前就要走。

　　那天晚饭时，父亲喝了两盅酒，脸膛泛红：“我当年走的时候，你爷就说了三个字——‘好好干’。今天我跟你多说两句。”他顿了顿，“出去看看，不能一辈子把你困在这黄土塬上。”

　　母亲在灯下给我缝袜子，针线停了好几次。

　　腊月二十六，离过年还有四天。天没亮，母亲已经煮好了鸡蛋，装了满满一布兜。父亲把他的旧军用水壶找出来，擦了又擦，递给我：“这个还能用。”

　　我穿上崭新的绿军装，在镜子前站了很久。衣服有点大，袖口盖住了半个手背。父亲走过来，帮我把领子翻好，手有些抖。“精神。”他说，就两个字。

　　乡武装部门口停了五辆解放卡车。同乡的十几个青年陆续到了，都是二十上下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绿军装，互相打量着，想笑又有点拘谨。父母们围在车旁，叮嘱的话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吃饱饭”“听领导话”“常写信”。

　　父亲没凑近，站在不远处的老槐树下抽烟。车发动时，他才走过来，从怀里掏出个东西塞进我挎包——是他那枚褪了色的五好战士奖章。“拿着”，他声音很低，“别丢了。”

　　车开了。我从后车厢的缝隙往回看，父亲还站在树下，越来越小，最后变成黄土塬上一个模糊的点。我把脸转回来，挎包里的奖章硌着胸口。

　　咸阳火车站像个沸腾的绿色海洋。各县的新兵陆续到达，广场上站满了穿军装的身影和送行的亲人。那年征兵时间推迟，正赶上春运，站台上人山人海。

　　“全体集合——”接兵的军官举着喇叭喊。

　　我们被迅速整队，带进站台。绿皮火车静静地卧在轨道上，喷着白色的蒸汽。车厢门口站着两个老兵，表情严肃得像门神。上车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广场上，无数双手在挥动，像风中摇摆的芦苇。

　　汽笛长鸣。车厢猛地一晃，站台开始向后移动。那一瞬间，我忽然真切地意识到：真的要走了，离开这片生养了我十九年的土地。

　　列车向西，像一把刀切开大地。过宝鸡后，窗外的景色变了。黄土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裸露的山梁和干涸的河床。越往西，绿色越少，最后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戈壁滩。

　　“这就是河西走廊。”邻座一个戴眼镜的新兵小声说。他手里拿着本地理书。

　　三天两夜。车轮与铁轨撞击出单调的节奏，白天黑夜都在这种节奏中摇晃。有人开始晕车，抱着搪瓷缸子呕吐;有人整夜失眠，瞪着上铺的床板;更多的人在沉默，望着窗外越来越荒凉的景色发呆。

　　我开始想家。想母亲腊月里腌的酸菜，想父亲劈柴时斧头落下的声音，想家里那只总蹲在灶台边的花猫。挎包里的奖章被我摸得发热。

　　第四天清晨，列车停在一个叫“大河沿”的小站。吐鲁番盆地干燥的风灌进车厢，带着陌生的、辛辣的味道。

　　兵站的餐厅大得吓人。水泥地上，一盆盆烩菜摆成长龙，热气蒸腾。大块的羊肉、土豆、胡萝卜，还有西北特有的宽粉。我们十人一组围蹲在菜盆边，没人说话，只有咀嚼声和勺子碰盆的声响。

　　我吃了一大碗加三个馍。不是因为饿，而是那种扎实的、滚烫的食物下肚时，能暂时压住心里翻腾的离愁。

　　饭后重新集合。一个长得像维吾尔族人的军官站在队列前讲话，风很大，他的声音断断续续：“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真正的兵了……前面还有五百公里……”

　　我们被分上不同的卡车。帆布篷顶，车厢里没有座位，背包就是凳子。车队驶出大河沿，很快进入了传说中的“干沟”。

　　那是我此生见过最狰狞的地貌。黑色的山丘像巨兽的骨骼裸露在地表，没有一棵草，没有一滴水。路是砂石铺的，坑洼不平。卡车颠簸得像浪尖上的小船。

　　突然，起风了。

　　那不是寻常的风。是裹挟着沙石的狂风，打得篷布噼啪作响。沙粒从缝隙钻进来，打在脸上生疼。眼睛睁不开，嘴里都是沙土味。我们紧紧抓住车厢挡板，手指关节发白。

　　“低头!捂住口鼻!”带车的老兵吼道。

　　我把脸埋进臂弯。在风沙的怒吼中，我忽然想起父亲的话：“我上高原那年，第一夜就遇上了暴风雪……”当时我只当是故事听，此刻才懂得那轻描淡写背后的重量。

　　风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风停时，每个人都像从土里刨出来的，眉毛头发都白了。互相看看，想笑，却只咳出一嘴沙子。

　　黄昏时分，车队爬出干沟。夕阳正从戈壁尽头落下，把天地染成血红。无边的平坦，无边的空旷，只有几丛骆驼刺在风中左右摇摆。

　　有人开始唱歌，跑调，但很用力。渐渐地，大家都跟着哼起来。唱《骏马奔驰保边疆》，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唱一切能想起的、关于远方的歌。

　　深夜十点半，车队终于抵达目的地——天山脚下的营区。灯光刺破黑暗，整齐的营房像棋盘上的棋子。

　　“下车!集合!”

　　我们拖着僵硬的双腿站成队列。军官开始念名单，一个个名字，一个个连队。

　　我也被分到炮三连。班长许志超，河南人，个子不高，但很精干。他带着我们十个新兵走进一栋平房，门牌上写着“一班”，我的床是编号1，也就是说我是新兵1号。

　　房间很简洁。最里面是班长的单人床，被子叠得棱角分明。靠墙一溜地铺，红砖垒出边界，铺着厚厚的麦秸。

　　“这就是你们的铺。”许班长说，“先整理内务，半小时后开饭。”

　　我们学着班长的样子铺床单、叠被子。麦秸在身下沙沙作响，散发出阳光晒过的、干燥的香气。

　　接风晚饭是八个菜，热凉都有。盘子中的菜热气腾腾，主食是面糊糊和蒸馍。我们围着桌子吃，没人说话，只有呼噜呼噜的吃饭声。

　　饭后开班务会。许班长拿出小本子：“从我开始，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许志超，河南洛阳人，八三年兵，炮三连一班班长。”

　　听到我的介绍，“咸阳?”许班长抬起头，“我去过，有个乾陵，对不对?”

　　我点点头，忽然鼻子一酸。千里之外，听到家乡的名字，竟是这样亲切。

　　熄灯号吹响时，我躺在地铺上，透过窗户看外面的天空。南疆的夜空格外清澈，星星和月亮比关中的明亮，把人的影子都清楚地照在沙地上。

　　枕边的挎包里，父亲的奖章安静地躺着。我摸了摸它冰凉的表面，上面似乎还留着父亲的体温。

　　远处，天山的轮廓在夜色中隐约可见，那巨大的、沉默的影子横亘在地平线上，像一道白色的屏障，也像一匹卧着的巨马。

　　我知道，关已经出了。黄土高原留在了身后，而天山就在眼前。

　　路，才刚刚开始。

　　窗外传来哨兵换岗的脚步声，整齐，清晰，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我把被子往上拉了拉，闭上眼睛。

　　梦里，我看见了父亲。他还是站在那棵老槐树下，朝我挥手。风吹起他空荡荡的袖管，他张了张嘴，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但我知道，一定是那三个字——

　　“好好干。”（杨天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