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媛

　　那些年，离家的行囊是青春的信封，封存着一场又一场的出发。

　　家中旧衣柜顶层的角落，那只褪了色的帆布包静静地躺着，军绿色的包身已微微泛黄，拉链上金属的光泽也褪成了朦胧的暗哑。它像一段被折叠收藏的时光，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一段离家的心事。

　　第一次为它填满重量，是在二十岁的夏末。一纸录取通知书在掌心微微发烫，空气里油墨的涩味与窗外最后的蝉鸣，却怎么也压不住心底那阵空落落的回响。母亲蹲在地板上，将洗净晒透的棉衬衫、叠得棱角分明的长裤，一件一件、平整地铺进箱底。她的动作很慢，仿佛那不是衣物，而是某种易碎的、无言的嘱托。“天冷了秋衣秋裤要穿在里面。”她轻声说着，手指无意识地在一件毛衣的领口处来回抚摸，像在抚平自己说不出口的牵挂。父亲立在门框的阴影里，身影被斜阳拉得很长。临了，他走过来，将一个信封放进我手心，薄薄的，却带着他掌心的温热与汗意。“用钱仔细些。”他只说了这一句，便俯身为我收紧背带，调整肩带的长度。他的力道平稳而扎实，仿佛调整的不是行囊，而是我初次远行前那颗晃荡不安的心。

　　那只行囊并不大，却仿佛被施了魔法。火车在深夜里轰隆启动，我靠着冰凉的车窗，看着站台上那两个凝固成小黑点的人影最终被夜色吞没。指尖无意识地抠进粗糙的背带纹路里，忽然触到一处异样，内侧的小袋里，竟藏着母亲烙的芝麻饼，用油纸和保鲜袋裹了一层又一层，在车厢浑浊的空气里，散发出一缕微小而倔强的暖香。还有父亲塞进来的小手电，和一小包黏着家乡土的棋子豆，它们沉默地挤在一起，让这只行囊变成一座微型的、可携带的故园。

　　从此，行囊成了我与故乡之间一只不断被清空又填满的渡船。四季被父母悄悄打包进来：春是晾晒得干爽的笋衣与蕨菜，封在铁罐里，打开是山野苏醒的气息;夏是冰镇好的酸梅汤，装在老式保温壶里，壶身沁着凉凉的水珠，抵得过所有陌生的暑热;秋是穿成串的柿饼，覆着一层薄薄的糖霜，甜得像个安心的允诺;冬则一定是蓬松厚实的棉背心，被阳光晒得鼓胀，裹挟着老家院落里独一无二的味道。它越来越沉，压得肩带深深陷进肩胛，里面的内容也从具象的物，悄然置换为无形的念。直到某次，我在箱底翻出一小沓用橡皮筋捆好的便笺纸。母亲细瘦的字迹密密麻麻：“初七降温，毛衣在左侧夹层。”“胃药在透明小袋里，一次两粒。”“累了就回家……”那些她在我临行前欲言又止的话，那些电话里故作轻松的叮咛背后藏着的千回百转，原来都早已被折叠成最方正的形状，稳稳垫在我漂泊路途的最深处。

　　后来，帆布行囊功成身退，被更轻便时髦的拉杆箱取代。行李精简了，连乡愁似乎也学会了现代化的轻装简行。可每次出发前，手还是会鬼使神差地往箱角塞进一小罐母亲手制的辣酱，仿佛没有了这点来自故土的“压舱石”，灵魂在异乡的风浪里便有些难以平衡的飘摇。

　　如今，那只旧行囊彻底空了，像一只蝉蜕，完整地保留着当年挣扎与生长的形状。我将脸贴近它内侧粗粝的布料，深深呼吸。那些年，我们背着它，意气风发地奔向地图上遥远的坐标，以为梦想和世界都在山的那边、海的彼岸。

　　行囊在肩上，是甜蜜的负荷，也是迫不及待想要甩脱的束缚。直到走过足够长的路，换过不同材质的行囊，在无数个他乡的夜晚打开一盏孤灯，才蓦然明白：我们一生奔赴的远方，或许不过是想要证明，自己始终有能力携带着那座最初的“故乡”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