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业文

　　我总认为，母亲的腰是被日子压弯的。

　　母亲年轻时腰杆笔直，身材苗条如三月柳枝，乡亲们都称她是村里的“头牌美女”。可从五十多岁起，她的腰就弯了——不是老树遒劲的弯，是稻穗熟透后谦卑垂向大地的弯，像磨损过度的秤钩，一生称量着生活的斤两;又像拉满的弓，将我们一枚枚射向她望不到的远方。

　　母亲的腰，最初弯在我们尿湿的被窝里。我们兄弟姊妹六个，夜里总把被窝尿得一片冰凉。母亲默默侧躺，用温热腰腹贴住湿痕，半梦半醒间，我总能感受到身下缓缓漫开的暖意。天未亮，她又佝偻着腰起身，在柴火炉的烟气里烘烤我们的棉袄，直到粗布衣裳蒸出暖烘烘的热气，裹住我们瑟缩的童年。

　　母亲的腰，更弯在无尽的劳作中。父亲在乡兽医站上班，家里十口人的生计，全靠母亲挣工分维持。白天，她弯腰在田间收割、锄草、挑粪，背影随劳作起伏;夜里，煤油灯将她弯腰的影子投在墙上，她剥玉米、纳鞋底、缝补衣衫，细密针脚缝合着生活的裂缝。年关时，母亲推着磨杆，身体几乎贴地，洁白豆浆淌下凝成豆腐;灶火不熄，蒸馍、卤肉、炸果子，她的腰成了全家无声的轴心。

　　母亲的腰，还弯在长长的凝望里。我进城后，把儿子留给她照顾。每个周末，儿子从中学回来，山路尽头，母亲“7”字形的身影总倚在院坝老槐树下。木门一开，堂屋桌上总有一碗荷包蛋汤或一碗红油手擀面。母亲坐在小竹椅上，腰弯得更低，笑容舒展，目光像暖毯般裹住狼吞虎咽的孙子。那时我才惊觉，她的腰不仅弯向土地与灶台，更弯向了隔代的、追不上的时光。

　　最让我心颤的，是她晚年的腰。接她到镇上楼房后，她仍固执地保持整洁，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直到一个下午，我看见她在楼下劈柴：布满老茧的手攥紧斧柄，颤巍巍地举起，腰背吃力绷直，斧刃在木头上留下浅痕，木屑零星溅落。她缓慢而坚定地劈完木柴并码好，我忽然懂了——她哪里是在劈柴，是在劈开这陌生世界与她的隔膜，用最熟稔的姿势，向过往发起最后的沉默冲锋。

　　如今母亲的腰更弯了，像老家屋后那道山脊。我们每次回去，她都欢天喜地地弯腰忙前忙后，笑意从皱纹里溢出来。临走时，她扒着车窗，直到车子驶远，后视镜里仍能看见那个弯腰的小小身影，山风吹乱她花白的头发，双手在围裙上无意识擦拭——像印在大地上的深情括号，藏着我们出发的原点;又像永恒的问号，垂询着我们的归期。

　　我终于明白，母亲赵永莲，这位目不识丁的女人，用腰书写了一生。那弯下的弧度，是她最深情的笔画，写尽了温饱、坚韧、离别与守望。她以身为桥，送我们走向广阔世界;又以身为锚，成为我们回望故乡时最坚实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