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祥

　　我认识傅子庚，是在一个煤灰弥漫的春天，地点是店头四处煤矿——那座被黑色笼罩的煤城。他没读多少书，父母却给他起了个颇具文气的名字。我是从农村招工来的煤矿协议工，已有十几年井下采煤工龄，终日在黑暗潮湿的地下劳作，升井时浑身上下除了双眼，再找不出一块不黑的地方。矿工们都这样，彼此照面时咧嘴一笑，露出白牙，就算打过招呼。

　　傅子庚小我整一轮，是靠“农转非”解决户口的“矿二代”，父亲一人挣钱养活全家，日子过得拮据。他初中没毕业就早早步入社会打零工，我们初见时，他正和大人们在井口一起推矿车。年纪虽小，力气却不小，旁人告诉我，这孩子一放假就来矿上做临时工，赚零花钱补贴家用。我暗自思忖，矿上的孩子果然不一样，小小年纪就吃得了这份苦。

　　上世纪90年代，我因能写几篇文章，被推举到宣传部当业余广播稿作者，虽仍要下井挖煤，终究多了个名头。傅子庚则去了省城，从建筑工地的搬砖、推砂浆车干起，慢慢能独立承办小工程，在建筑行业站稳了脚跟。不过三五年光景，他竟成了小老板，带着五十多号人承揽高速公路、煤化工等项目，混得风生水起。

　　多年后重逢，他已在省城租下雅致的工作室，茶具与笔墨纸砚间透出文化气息。我们这两个煤矿的同路人，竟在大都市以这样的方式相见，激动之情难以言表。此时的傅子庚已不是昔日那个推矿车的少年，成熟稳重的言谈间透着商人的精明，可一说起煤矿往事，他眼中便闪烁出熟悉的光亮，话语里还带着幽默的调侃。

　　虽身处都市，我们聊的依旧是煤矿的事。他文化程度不高，在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打拼本就不易，却出手阔绰，主动资助煤矿文学活动，这让我十分意外。“王哥，咱们是从煤矿出来的人，不能让人看扁了，说咱没素质。”他将一沓钱塞进我手里，“尤其是文化上的事，更不能落后。”尚处起步阶段的陕西能源化工作家协会，靠着会员单位和傅子庚这样的热心支持，几年间便搞得有声有色。

　　傅子庚离开煤矿十多年，环境变了，接触的人也远离了矿工，可言谈举止里仍有当年推矿车少年的质朴。他资助文学并非附庸风雅，而是真心认可这件事的价值。几杯浊酒下肚，他拉着我的手说：“王哥，咱们挖煤的除了力气还有啥?我现在有点钱了，就想让外人知道，煤矿出来的人也能搞文化。”

　　商场如战场，随着建筑市场萎缩，傅子庚的生意急转直下，他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躲债，他居无定所，我们的联系渐渐稀疏，最后只剩偶尔的电话、短信也慢慢中断。

　　忽然有一天，他来电说在开网约车谋生。我握着电话，实在没法将西装革履的“傅总”与网约车司机联系起来。他却在那头笑着说：“挺好，自由自在，还能遇到各色人等，搜集些写作素材哩!”我在这头苦笑，这大抵是七尺男儿无奈的自我宽慰。又过了几个月，他再次来电，说在终南山修行。我愕然追问，他答道：“修心呗。王哥，商场沉浮这么多年，累了。现在白天爬山，晚上打坐看书，比啥都强。”

　　最近一次通话是在一个雨夜，电话那头风声呼啸，他的声音有些飘忽，说自己在终南山某处落脚。我问他是否急需用钱、要不要帮忙，他笑了，笑声透过电流传来有些陌生：“王哥，我挺好，别担心。这里安静，比城里舒心。”随后他便挂了电话，再打过去已是关机。

　　傅子庚是有家室的人，大儿子技校毕业待业，小儿子还在上小学。他妻子是朴实本分的农家女，我见过几次，总是默默无闻地付出，从不过问丈夫的事业。我时常想起他，想知道他如今身在何处、过得好不好，也想不通他为何一步步走到这般飘忽不定的境地。

　　我接触过许多从煤矿出来打拼的人，他们骨子里都藏着一股韧劲。煤矿井下终日不见阳光，与自然抗争、危险重重的环境，让矿工既懂珍惜当下，又不纠结未来。傅子庚或许把这种性格发挥到了极致：顺境时资助文化、广结朋友;逆境时换种活法，不怨天尤人，也不困于愁绪。只是苦了他的家人——煤矿工人的家属大抵都是如此，守着家，等丈夫归来。

　　前日路过一家书店，橱窗里陈列着陕西能源化工作家协会出版的文集，我不由得停下脚步，想起傅子庚当初的热情：“王哥，让外人看看，煤矿工人不只会挖煤，还会写文章。”如今文集已获读者认可，尤其受煤矿工人喜爱，可当初说这话的人，却不知在哪个庙里安身。

　　人生际遇实在难料。我仍守着煤矿的“底线”，围绕煤矿、矿工写文章;傅子庚闯荡过都市，历经起起落落，最终消失在人海中。但我们都是从800米地下走出来的人，身上都带着洗不掉的煤味，这味道深入肌肤、渗入骨血。

　　有时我想，傅子庚的人生漂泊，或许也是一种“挖煤”——从挖地下的煤，变成了挖心灵深处的“矿”。那条深邃的“巷道”崎岖又艰难，他必须独自走下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亮。

　　但愿他真能找到这份光明，在某天归来时，还能咧嘴一笑，露出白得晃眼的牙齿，说一句：“王哥，我回来了，咱们再接着聊煤矿、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