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宏

　　早上六时，屋外仍是沉沉的墨黑，屋里只有一盏孤灯亮着。我伏案批改作业，窗外的山风呼啸着拍打窗棂。连续一周的高烧让我的头阵阵抽痛，但想到今天还要给那群可爱的孩子上课，我吞下两片退烧药，撑着走向教室。

　　那天上午给孩子们讲《山的那边》时，我突然眼前一黑，粉笔从指间滑落。最后的记忆是孩子们的惊慌呼喊：“老师!老师!”

　　醒来时已是两天后。消毒水的味道刺鼻而来，我发现自己躺在西安交大一附院的病床上，右手完全不听使唤。医生告诉我，是病毒感染引发的急性颅内出血，幸亏送医及时。“再晚半个小时，后果不堪设想。”医生说这话时，我的视线还是一片模糊。

　　医药费缴费单像雪片一样飞来。作为山区教师，我那点积蓄在第一天就花光了。妻子偷偷躲在走廊抹眼泪的画面，我还是从病房窗户的反光里看到的。那一刻，胸口像是被无形的大山碾着，连空气都变得沉重起来。

　　就在我们准备卖掉家里那点薄田时，病房门被推开了。工会王老师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个厚厚的信封。“老李，咱们有职工互助保障!”他的一句话，让妻子瞬间泪如雨下。

　　原来，学校工会已经为我申请了理赔互助金。那些每年从我工资里扣除几十块钱的保障计划，此刻变成了一份厚重的温暖。王老师还带着其他老师帮我整理材料、填写申请表，甚至轮流到医院照顾我，让我妻子能回家照顾年迈的父母。

　　三个月后，当我重新站在讲台上时，孩子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迎接我。虽然我的右手还不太灵活，写字有些歪斜，但孩子们说：“老师的字像会跳舞一样，我们更喜欢了。”

　　那天放学后，我在黑板上写下“爱与责任”四个字，转身对孩子们说：“老师倒下的那一刻，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不能再教你们读书识字。是很多很多人的爱，让老师又回到了这里。”

　　如今，每当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群山环抱中的小学校，看着教室里明亮的灯光，就会想起那段艰难的日子。职工互助保障那盏常亮的灯对我来说，不只是雪中送炭的经济援助，更是一份让我能够继续站在讲台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