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艳

　　我常爱在城墙根下徘徊，总觉得脚下的砖石并非死物，而是沉睡的巨兽的鳞甲，砖缝中挣扎出几根野草，倒也绿得倔强。这青砖黛瓦间，时光流淌时恍若流水，缓慢地移动，将千年的尘埃都胶着其中。

　　城墙东北角，有一位老鞋匠，人们唤他“老秦”。是否姓秦，无人深究，横竖他与这秦地是分不开了。他的摊子极小，一凳、一箱、一架而已，人则终日蜷在一柄破旧的阳伞下，仿佛也是伞的一部分。老秦寡言，问十句答一句，那一句还多半是“能修”“不能修”“五块钱”。他粗粝如树皮的手指永不停歇，锥子与线在鞋裂口间精准穿梭，动作精准得像执行一套沿袭了百代的程式。

　　我常怀疑他能否单靠修鞋维生。如今鞋坏了便扔，谁还来修补?但他日日都来，偶有顾客也多是老人，拎着断了眼的旧皮鞋，或开胶的布鞋，在他面前的小凳上坐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闲话。老秦听着，偶尔从喉咙里吐出一个“嗯”字算作应答。修好了，顾客递钱，他接过去，看也不看就扔进脚边的铁盒。

　　直到有一日，我方才看出些门道。一位外地游客，举着相机对着城墙一阵猛拍，而后镜头一转，对准了老秦。老秦先是愕然，他眉头骤然拧紧，仿佛被侵犯领地的老兽，继而摆手，脸皱成一团，显出极度不适。那游客却只当是谦逊，快门按得更勤。老秦忽然放下手中的活计抬头，目光越过镜头，直盯在游客脸上，吐出两个字：“不准。”

　　声音不大，却有一股不容置疑的硬度。游客讪讪地走了。老秦重新埋下头，半晌，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顺风飘入我耳中：“不是让你们拍稀奇古怪的。”

　　我忽然明白了。他不是厌恶被记录，而是厌恶被当作“标本”记录。在这座城里，如老秦这般的人还有许多，晨间在公园吼秦腔的，声音嘶哑却能震落树叶上的露水;傍晚提着鸟笼悠然踱步的，笼中的画眉叫得比钟表还准时;甚至那些在碑林外给游客用毛笔写名字的，笔下也有一股拙朴的底气。他们不是活化石，不是“过去时”。他们是城墙砖缝中倔强的苔藓，根系深扎，沉默而磅礴，仍在搏动，仍在呼吸。

　　后来我与老秦稍熟了些，问他在这摆了多久的摊。他抬眼望了望城墙，淡淡地说：“记不清了。‘文革’时就在这儿。”我心中一惊，默默算去已过去五十多个年头。

　　前几日再经过，只见摊前围了几个人，竟都是年轻人。他们没有拍照，而是在看他如何将一块皮子补得天衣无缝。一个女孩惊叹：“师傅，您这手艺绝了!”老秦没说话，嘴角却似乎向上牵动了一下。他接过女孩递来的一只靴子，端详磨损的地方，眼神专注，如同一位大夫在诊视脉象。

　　我悄然走开，心中却豁亮。所谓三秦风采，不仅是华清池的温汤、兵马俑的肃穆，它更是在这市井街巷的烟火日常里，在这些默然坚守的普通人身上。他们的生命与脚下的土地早已盘根错节地长在一处，无需言说，便是一部活着的通史。

　　笔尖与镜头所求，不当是猎奇的浮光，而应是这般深植于泥土之中的、沉默而磅礴的生命力。它就在那里，不喧哗，自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