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新民

       丙午年六月，随忽培元先生、胡仁喜先生、王俊平先生去了一趟鄜城。鄜城这块土地，是我童年的全部疆域。

　　小时候在地里干活，累了便直起腰，擦一把汗，望向远处。黄土塬上，天高地阔，视野里总有一座古塔屹立在那里，像一根钉在大地上的楔子，把天和地牢牢地连在一起。大人们说，那叫鄜城塔——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万凤塔。村里的老人讲，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万多只凤凰绕着这座塔飞，彩翼遮天，鸣声如磬。小孩子听了，便仰着头望天，好像真能从云缝里看见凤凰的影子。

　　那是洛川人的塔。也是我的塔。

　　再大一些，跟着大人去塔下的古庙赶庙会。古庙叫兴国寺，在鄜城村里。那时的兴国寺古木参天、庙堂巍峨，香火很旺，烟雾缭绕，空气里弥漫着檀香和陈旧木料混合的气味。我踮着脚，挤在人群里，看那些虔诚的面容被烛光映得忽明忽暗。心里有什么东西，像种子遇着春雨，悄悄发了芽。说不清那是什么——敬畏?归属感?还是某种对时间的懵懂认知?只知道那座塔从此住进了我的心里，再也拔不掉了。

　　后来我才慢慢弄清楚这座塔的身世。

　　万凤塔也叫鄜城塔、兴国寺塔，它是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塔共十三层，八角八边，四十一点五米高，塔底层周长二十四点八米。始建于唐代晚期，也有人说北宋早期，宋、明两代都重修过。这些冷冰冰的数据，对应在我心里却是活的——那一层层收分的密檐，像极了老人叠起的皱纹;砖缝里长出的野草，年复一年地黄了又青。不远处的鄜城古城早已在风霜中老去，城门洞的石门还在——高两米，宽一米，厚十三厘米，两千斤的重量压在那儿，像是要把千年的时光都镇住。

　　距墙约五十米还有一棵古槐，五个人才能合抱，三十多米高。夏天的时候，枝叶铺展开来，像一把撑开的巨伞。树荫底下，老人们摇着蒲扇，讲汉武帝在这里祭天的故事，讲古城里五百年的皂角树，讲城外的土塔——清代建的，圆形的，五米高，属于洛川土塔群，现在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古物静静地立在那里，不说话，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

　　它们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长者。

　　更让我动容的，是这座塔、这座城与近代历史的联结。一九三八年，中共中央继“洛川会议”之后，在万凤塔旁的白马村召开了重要的“红白区设防”会议。一九四八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王世泰等老一辈革命家，就在这片土地上的兴国寺里开会，指挥战役。小时候听大人说起这些名字，只觉得遥远;长大后才知道，那些改变历史进程的决策，就发生在我摸过的砖墙之下，发生在我奔跑过的黄土地上。

　　一座古塔，阅尽千年的晨钟暮鼓，也听见了改天换地的号角。

　　如今想来，洛川人的精神世界里，似乎总有这么一座塔。

　　它不是什么宏伟的地标，也没有名山大川的加持。它只是黄土高原上一个寻常村庄里的寻常古塔，和古槐、古城、古寺一起，构成了一方水土的精神天际线。洛川人世世代代在这片贫瘠又厚重的土地上刨食，面朝黄土背朝天，苦了累了，直起腰，看一眼塔，心里就有了着落。那塔像一根定海神针，把漂泊的、困顿的、迷茫的心，都稳稳地钉在这片土地上。

　　我想起一个词：精神图腾。

　　图腾是什么?是先民们在茫茫天地间给自己找的一个依靠，一个象征，一种力量的源泉。对于洛川人来说，万凤塔就是这样的存在。它不言语，却承载着所有的记忆——汉武帝的祭天，工匠的汗水，香客的祈愿，革命家的誓言，还有无数像我一样在它身边长大的孩子的目光。

　　前些日子，我查阅资料，想把记忆里的那些碎片拼凑完整。古塔的数据对上了，古槐的高度对上了，石门的尺寸分毫不差，土基会议的地点也确凿无疑。我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原来那些模糊的、仿佛被时光浸泡得有些变形的记忆，竟然如此准确。就像一个人离家多年后回去，发现儿时刻在门框上的身高记号还在，分毫不差。

　　塔还在。树还在。石门还在。

　　那些凤凰，当然没有真的出现过。但一代代洛川人的念想，那一双双望向塔的目光，那一双双摸着古槐树的手，那一次次在古城墙根下的驻足——这些，不就是真正的凤凰吗?一万多只，绕着塔，飞了一千年。

　　我是洛川的孩子。那座塔，是我精神的来处。

　　这大概就是图腾的意义——它让你知道，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个地方，总有一些东西，在等你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