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梅

　　作为三线子弟，我小时候格外盼着过年——穿新衣、尝美食，看孩子放鞭炮、大人叙家常，节日氛围格外浓。那时假期短，唯有除夕，亲人们才从四面八方赶回奶奶家，凑齐一桌团圆饭。

　　我们一大家子近二十口人，除夕午饭后，奶奶便分派年夜饭的准备工作，荤素处理、洗切等分工明确。红烧鸡和红烧肉是她的拿手菜，特意支起蜂窝煤炉子，一锅炖鸡、一锅炖肉。我总守在炉边，看奶奶倒油放糖，待糖熔成褐色，“滋啦”一声下入肉块翻炒，加调料、注满水后扣炉门慢炖。

　　姑姑们各司其职，大姑、三姑摘菜，二姑负责炒菜。大人处理完鸡鱼后，我便守在炉边调控火力。肉香从锅盖缝隙溢出，萦绕鼻尖，年味愈发醇厚。“梅梅，来尝尝咸淡。”奶奶掀盖夹出一块肉，三姑一边摘菜一边打趣。我虽有些不好意思，可香烂的鸡肉入口，所有小情绪都烟消云散。

　　下午四点左右，年夜饭渐次备好，爷爷开始做拿手的拔丝地瓜。油炸地瓜时，奶奶让我们备好凉白开，大家满心焦急地坐等。很快，裹着琥珀色糖浆的地瓜端上桌，一夹便拉丝，蘸过凉水脆甜爽口。

　　二姑炒好各色菜肴，分两份端上大人桌与小孩桌。大人们围坐饮酒闲谈，我们小孩喝着果汁学大人碰杯，大快朵颐。吃完便跑到走廊放鞭炮，奶奶把一挂鞭炮拆散分给我们，大家揣进衣兜、攥着燃香，一溜烟就跑没了影。

　　天擦黑时我们才回家，大人们的酒局正酣，划拳声此起彼伏。我上班后第一年跻身大人桌，和二姑比拼酒量，喝了约半斤白酒，醉倒在奶奶家，醒来后头痛欲裂——那是我第一次醉酒。

　　春晚开始后，孩子们盯着电视，大人们依旧举杯闲谈。零点钟声敲响后，奶奶便催促大家休息。我曾多次想熬夜守岁，却都不知不觉睡着了。

　　大年初一清晨，我穿上新衣就往奶奶家跑。北方初一早饭吃饺子，饭后便是拜年环节，双手接过沉甸甸的压岁钱。那时有不成文的规矩：压岁钱要上交家长补贴家用，我们小孩也乖乖遵守，短暂体验“有钱”的快乐后便主动上交。

　　给家中长辈拜完年，爸爸会带我去他朋友家拜年。每到一户，主人都会给一两颗糖，我小心翼翼揣进兜里带回家慢慢享用。那时互相登门拜年是常态，不像如今，全靠手机传递祝福。

　　父母单位除夕有游艺活动，猜谜、套圈等项目齐全，奖品多是油笔、铅笔，我总去凑热闹赢奖品。附近村子还有社火表演，演员化妆虽粗糙，却格外热闹。

　　如今祖辈离世，家人散落天南地北，团圆已成奢望。过年虽也放鞭炮、看春晚，却再找不回儿时的快乐与期盼。童年的年才是真年味——是新衣的鲜，是饭菜的香，是烟火气，是阖家团圆的温暖，慰藉着成人心境，也留驻着孩童的纯粹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