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菊艳

　　时光的指针悄然滑向2026年，当礼泉北大街1号的往昔在记忆中泛起涟漪时，那个身影便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如同老电影的慢镜头，一帧帧缓缓展开，恍若昨日。

　　他是一位年长我许多的老师傅，家在礼泉县城南边，曾担任单件车间钳工组班长。他个子不高，皮肤是常年劳作晒出的黝黑，脊背微微有些驼，走路时习惯性低着头，透着一股老实巴交的憨厚劲儿。他妻子是农民，家里种着果树，距离县城十几公里。每天黄昏，下班喇叭一响，他便推出那辆二八加重自行车，大梁上总挂着一个帆布工具包，一寸宽的带子可调节长短，搭扣结结实实地扣在梁上。出了厂区，他习惯性左拐，身子用力前倾，双脚奋力蹬着脚踏板，迎着夕阳朝家的方向骑行，翻越县城北边那道长坡，日复一日，风雨无阻。

　　那时，他的家庭是那个年代工厂里常见的“一头沉”——男人在外务工，女人在乡务农。这类家庭的男人们，除非家远到每日往返不便，大多会下班后骑车回家，帮衬农活、吃口热饭。厂里设有宿舍，每月扣除几块钱住宿费便能落脚，刮风下雨或偶尔不回时，尽可歇息。可他却放弃了这份便利，别人中午能在宿舍小憩、与同事串门聊天，他只在钳工组休息室独自待着，有时甚至不进食堂，只啃从家里带来的馒头。下午上班的号角尚未吹响，他已守在钻床旁手扶铁皮打孔，或是弯腰站在工作台前划线、在虎钳上忙碌起来。

　　他话语不多、性格温和，说话总是不紧不慢。无论领导分配的活，还是别人不愿接手的活，不分大小、不计工时，他都来者不拒、从不挑拣。他常说“拾到篮篮都是菜”，靠着这样积少成多的工时，多拿奖金补贴家用。

　　工作中剩下的小余料，常被工友当垃圾丢在厂房门口，他却视若珍宝，细心收拾起来，用钳子卷去锋利的毛边，再用榔头敲打瓷实，小心翼翼地装进帆布工具包，攒多了拿去卖废品。他相貌普通，眼睛不大，与人说话时总带着笑意，走路时脚后跟似不能完全着地，脊背微驼、上身前倾，步伐不大，给人一种险些趔趄的错觉。他常年穿着厂里发的灰黑色工作服，每日就这样进出厂区、在班组里忙碌，从未听闻他身患疾病，活像一头勤勤恳恳、默默耕耘的老黄牛。自行车载着他每日丈量家与县城的距离，黄昏落日陪伴他在农田劳作，那身着工作服的身影，成了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记。

　　他常常获评车间、分厂先进工作者，还得过总厂劳模称号，照片屡屡贴在光荣榜上，老师傅与新进厂的青工都熟知他的名字。

　　我与他时常碰面，却极少交谈。若不是他突然离世，或许我永远不会刻意忆起他，甚至会淡忘他的名字、模糊他的模样。他平凡而节俭，最令人难忘的，是将这份节俭融入一言一行的坚守。听说他离世时，家里刚盖了新房，宽敞的院落配着大红铁门，足以让汽车驶入。同事们上班时谈及他不幸染病、抢救无效离世的消息，无不唏嘘惋惜。

　　他的离去，给大家带来了不小的震惊与遗憾，也让人感慨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唯有珍惜身体、劳逸结合，莫让身体如紧绷的弦般始终处于极限状态，才能在意外来临时拥有抵御之力，避免追悔莫及。如今他已离去二十余年，想必工程车分厂的许多人仍记得他——那个微微驼背、面带笑意的身影，在时光深处，依旧身子前倾，骑着那辆二八加重自行车，缓缓拐上厂区门口的那道长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