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梅

　　童年的年味儿，是从腊月里那口粗陶大盆开始苏醒的。

　　过了腊八，空气里便浮动着一种庄严又欢欣的气息，像一场盛大仪式的序曲。经过前期的周密准备，每年在腊月二十，母亲就洗净双手，将雪白的新麦粉倒入粗陶大盆中。调面是个力气活，父亲若在家，便挽起袖子，一边用勺一点点倒凉水，一边用手顺着一个方向慢慢搅动，先用力把面粉拌成面絮再揉成面团，反复揉成筋道光滑的面团，醒半个小时，再慢慢倒入凉水用手反复揉搓，调为面糊，直至面糊能提起来挂住筋才算调好，这一步被称为“洗面”。这调面的活计，多是父亲的，考验的是男子的耐力与心性。面糊须得搅到极致黏稠，提起擀面杖，能拉出柔韧的、不断的面线，方算成功。

　　那时我和妹妹总趴在盆边，看父亲用强健的手臂画着无尽的圆，看那团混沌逐渐变得光滑、柔顺，像被驯服的云。麦草的香，混着面糊生涩的清气，便是童年对“过年”二字最初始的嗅觉记忆。

　　摊烙面，是母亲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我和妹妹扎着羊角小辫，乖乖坐在灶台前烧火，一把一把往灶膛里填麦秸秆，火苗在铁锅下吐出温和的信子，火舌温柔地舔着锅底，母亲的勺子舀起一勺面糊，手腕悬空一转，便在黝黑的铁锅上画出一个近乎完美的圆。月牙形的木刮板随即跟上，蜻蜓点水般几下抹开，一张薄如蝉翼、近乎透明的面饼便显出了轮廓。待边缘微微翘起，母亲的指尖轻巧地一揭、一翻，那面饼便在空中绽开一朵金色的花，又服帖地落回锅心。火候是烙面的魂，多一分则焦，少一分则生，全在母亲的眼里与手里。烙好的饼，一张张晶莹透亮，叠成小山，散发着粮食最本真、最踏实的微光。它们被晾在案板、箩筐、圆圆的搪瓷盘上，等着热气散去，变得柔韧。

　　之后，是沉默的“压面”。烙饼被折成整齐的长条，层层垒起，最后压上厚重的青石。石头是岁月派来的使者，它用几天几夜的沉默与重量，将烙饼间蓬松的间隙一丝丝挤走，把散落的欢欣压实成一块密实的、可堪窖藏的面砖。我常在这样的深夜醒来，望见月光给青石镀上一层清辉，它静默如山，仿佛在守护一个关于团圆的金色诺言。

　　最后切面，是腊月尾声最清脆的乐章。母亲请出那把厚重的切面刀，刀刃紧贴着蜷起的指关节，起落之间，面丝如线，纷纷落下，细长匀称。母亲再将它们一簇簇、一层层，盘绕在巨大的竹筛里，堆叠成饱满的葵花或蒲团。

　　然而，烙面的魂魄，终要等到那一勺“汤”来唤醒。这汤，是礼泉媳妇口口相传的秘籍，是家的味觉图腾。大年初一的清晨，天色仍黑，最动人的号令便是母亲那一声清亮：“烧汤咧——”

　　顷刻间，厨房成了宇宙的中心。大铁锅里，熬煮了一夜的骨头汤开始欢腾。母亲将腊汁肉丁、豆腐丁倒入汤里，酱油与香醋勾出醇厚的底味，碧绿的蒜苗段与金黄色菱形的鸡蛋皮是轻盈的点缀。之后，便是加入那画龙点睛的一大勺自制油泼辣子，一团殷红的云雾漾开，覆盖了整个汤面，像雪原上骤然腾起的朝霞。各种香料的味道在高温里不再各自矜持，而是奇妙地“咬”合在一起，成就了一种复杂、浓郁、直钻魂魄的异香。这香气是有形的，它冲出厨房，漫过庭院，精确地来到每个贪睡孩子的枕边，将他们从暖烘烘的被窝里“钓”出来，揉着眼睛，围到灶台，看着热锅里滚烫的肉汤直流口水。

　　真正的仪式，始于“浇汤”。白瓷碗底，只卧着一小撮烙面，盈盈一握。母亲左手端碗，右手执长柄勺，探入那鼎沸的红汤，舀起满满一勺，手腕一扬，一道滚烫的、油亮亮的瀑布便凌空而下，准确地将面丝淹没、浸润、唤醒。面与汤相遇的刹那，一声轻响，那是沉睡的麦魂被滚烫的乡情激活时的欢唱。

　　吃烙面，须得脱了厚重的棉袄，露出伶俐的手腕，摆出全心投入的架势。父亲总是领头的那一个，拨开红亮的油层，挑起一箸面，鼓起腮吹散热气，然后吸溜一下，面条便滑了进去。紧接着，便是一声满足的、从胸腔深处发出的叹息。我们小孩子有样学样，却常被烫得一直吸气，可那奇妙的滋味——面的筋道弹牙，汤的浓香厚重，辣的热烈奔放，醋的酸爽提神——像一支训练有素的温暖队伍，瞬间占领了所有的感官。最后汇成一股暖流，浩浩荡荡地冲进胃里，从额角逼出一层细密晶莹的汗珠。

　　一碗岂能尽兴?“面少汤多”，正是烙面最“狡黠”的智慧，它吊着你的胃口，引着你一碗接一碗，像跑一场幸福甜蜜的马拉松。七八碗下肚，摸着圆鼓鼓的肚子，搁下碗，意犹未尽地咂摸着嘴。此刻，屋外或许正北风凛冽，大雪纷扬，但屋内炕火正旺，汤气氤氲，一家人面颊红润，笑语盈盈。

　　礼泉烙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