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舞蹈的灵魂，舞蹈是音乐的回声。《乐记·乐象篇》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我国唐朝是诗的国度、歌的王朝，也是乐舞的热土，唐乐与舞蹈往往结合一起，是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精通音律的高宗李治，以其深厚的乐舞造诣，为初唐乐舞向盛唐乐舞的发展，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旧唐书》(卷29《音乐志》)记载，高宗李治与武则天时期，共同创制宫廷燕乐立部伎《圣寿乐》，舞者一百四十人，头戴金铜冠，身着五色画衣，通过队形变换在舞蹈中排列出“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十六个字样，队列变化十六次完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通过人体队形排列文字的舞蹈，开创了唐“字舞”的艺术先河，对后世宫廷乐舞(如南诏的《南诏奉圣乐》)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乐舞通常分为雅乐、燕乐(宴乐)和散乐。在高宗李治倡导推动下，形成了雅乐“三大乐舞”的格局：即《七德舞》(原名《秦王破阵乐》)、《九功舞》(原名《功成庆善乐》，太宗时制，庆善宫在今陕西武功县，是李世民的出生地);《上元舞》(唐高宗于上元三年(676年)专为祭祀创制，舞者着云纹服饰演绎十二章乐，风格庄重肃穆，成为祭祀雅乐的代表。“舞者百八十人，画云衣，备五色，以象元气，故曰‘上元’”。)麟德二年(665年)十月，高宗命“国家平安天下，革命创制，纪功旌德，久被乐章。…文舞宜用《神功破阵》之乐，皆披甲持戟，其执纛(大旗)之人，亦著金甲”。在高宗李治时期，《上元舞》和《破阵乐》、《庆善乐》盛极一时。

　　燕乐(宴乐)通常指宫廷宴享及民间所用之乐舞。在高宗统治时期，延续并深化了唐初乐制改革，燕乐开始出现“坐、立二部”的区分，立部伎规模宏大、动作庄重，多用于大型庆典，坐部伎则更注重细腻表演，常用于宫廷小型宴乐，这种区分提升了燕乐的艺术层次和制度化水平。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后，燕乐增加了《高昌乐》，共10部乐，即燕乐、清商、西凉、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天竺、高丽、高昌。《中国古代文化史》载，“到高宗时，10部乐即向坐部伎和立部伎转化。”《旧唐书》、《唐会要》、《全唐文》等记载，仪凤二年(677年)十一月，太常少卿韦万石与刊正乐官等奏：“立部伎《破阵乐》五十二遍，修入雅乐，只有两遍，名曰《七德》。立部伎内容《庆善乐》七遍，修入雅乐，只有一遍，名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遍，今入雅乐，一无所减。”

　　《新唐书》载，高宗在创作《上元舞》时，还自制乐章，其乐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宫》、《十洲》、《得一》、《庆云》之曲，大祠享皆用之。永徽六年(655年)三月，高宗准备讨伐高丽，于洛阳屯营教练《一戎大定乐》，召集李义府、许敬宗、苏定方、上官仪等，赴洛城门观乐舞，“赐观乐者杂彩有差。”

　　“往事越千年。”唐乐舞，我国古代文化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既糅合了“胡邦的别样风情”，更展现了唐帝国开放包容的时代风采。高宗李治在位的34年，以自身创造性的开拓，为盛唐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盛唐文明发展历程中熠熠生辉。(董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