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祥

　　我认识傅子庚，是在一个煤灰弥漫的春天，在店头四处煤矿——那座被黑色笼罩的煤城。他没读多少书，父母却给他起了个有文化的名字。那年刚入春，冬寒未散尽，穿越煤城的沮河结着薄薄的一层冰，而时令不等人，矿区周边的槐树、柳树已经抽出嫩芽，却被飞扬的煤尘裹上一层黑黢黢的外衣。我是从农村招工来的煤矿协议工，已经有在井下采煤十几年的工龄，终日在那黑暗潮湿的地下挖煤见不了天日，升井时浑身上下除了一双眼，再找不出一块不黑的地方。矿工都这样，彼此照面，咧嘴一笑，露出白牙，就算打过招呼。

　　傅子庚小我整一轮，是靠“农转非”解决户口的“矿二代”。父亲一人挣钱养活一大家子，日子过得很艰难。他初中没毕业，迫于生计辍学，早早走向社会打零工。我们初见时，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以童工身份在井口和大人们混在一起推矿车，年纪虽小，力气却不小。旁人告诉我，这孩子一放假就来矿上做临时工，赚些零花钱补贴家用。我暗自思忖，矿上的孩子果然不一样，小小年纪就吃得了这份苦。

　　90年代，煤矿效益江河日下，许多人另谋生路。我因能写几篇文章，被推举到宣传部当业余广播工作者，虽仍要下井挖煤，到底多了个名头。傅子庚则去了省城，在建筑工地当小工。他从搬砖、推砂浆车干起，慢慢能独立承办小工程，在建筑行业站稳了脚跟。听说他混得很不错，不过三五年光景，竟成了小老板，带着50多号人承揽高速公路、煤化工等高端工程。

　　多年后再见到他，是在省城北郊一处租赁的四室一厅高层建筑里。室内摆放着茶具与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装修优雅别致，文化氛围浓厚，颇有书法家工作室的感觉。这次会面是经朋友引见，谁知我们原是早已熟悉的煤矿两个同路人，竟在大都市以这样的方式重逢，激动之情难以言表。此时的傅子庚已不是昔日那个推矿车的少年，他成熟稳重，言谈举止间透着几分商人的精明。可一说起煤矿上的事，他眼中便闪烁出熟悉的光亮，话语里还带着幽默的讽刺。

　　“王哥，你还记得咱基建公司苍斜煤矿的李大嘴吗?去年娶了媳妇，听说媳妇嫌他黑，不让上床睡，闹腾了几个月，最后还是离了。”傅子庚说着便哈哈大笑，露出依然白得晃眼的牙齿。

　　我也笑了：“何止李大嘴，咱们矿上哪个不是黑黢黢的?洗三遍澡也洗不掉那股煤味。”

　　时隔多年，靠着“煤缘”这根线，我们再次会面。虽身处大都市，聊的却还是煤矿上的事。这家伙没读多少书，文化程度不高，在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打拼挣钱本就不易，却出手阔绰，愿意资助煤矿文学活动，这让我十分惊讶。

　　“王哥，咱们从煤矿出来的人，不能让人看扁了，说咱没素质。”说这话时，他正将一沓钱塞进我手里，“尤其文化上的事，更不能落后。”

　　尚处幼苗时期的能化作协，有了会员单位和傅总这样的爱心人士的支持，几年间竟搞得有声有色。不仅出版了能化作家文集、举办了几场讲座，创办了能化创作基地，还邀请省城作家交流，组织文学爱好者多次深入矿区采访。傅子庚每次回来，定会请大家吃饭，酒过三巡，就开始讲矿上的故事——讲井下的黑暗，讲矿工的笑话，讲那些只有我们才懂的术语与往事。他也借着能化作协这个平台办了不少的事情，认识了许多生意场上用得上的人。

　　傅子庚离开煤矿已十多年，在建筑市场摸爬滚打，环境变了，接触的人也远离了矿工，可从他的言谈举止里，仍能看到当年在井口推矿车的那个少年。他资助文学，并非附庸风雅，而是真心觉得这事值得做。明知自己肚里墨水不多，却偏要做与文化相关的事。几杯浊酒下肚后，他拉着我的手说：“王哥，你说咱们挖煤的，除了力气，还有啥?我现在有点钱了，就想让外面的人知道，从煤矿出来的人，也能玩文化。”

　　商场如战场，大环境在变，随着建筑市场的萎缩，傅子庚的生意急转直下。起初听他抱怨工程款难收，后来又说竞争太激烈、干得多亏得多，再后来生意萧条到揽不到活，施工队伍散了，还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躲债，他居无定所，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就连仅有的电话、短信联系也渐渐稀疏。

　　忽然有一天，他来电说在开网约车谋生。我握着电话，实在没法将那个西装革履的傅总与网约车司机联系起来。他却在电话那头笑：“挺好，自由自在，还能遇到各色人等，搜集些写作素材哩!”我在这头苦笑，这大抵是七尺男儿无奈的自我宽慰。

　　又过了几个月，他再次来电，说在终南山修行。我愕然，问他修什么行。他答：“修心呗。王哥，在商场沉浮这么多年，累了。现在白天爬山，晚上打坐、看书，比啥都强。”

　　我问他还有没有生意可做，家里妻儿怎么办。他沉默片刻，只说：“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谁也管不了谁，一切都随它去吧。”

　　最近一次通话，是在一个雨夜。电话那头风声很大，他的声音有些飘忽，说自己在某个庙里落脚，具体在哪儿，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我问他是否急需用钱，要不要帮忙。他笑了，笑声透过电流传来，显得有些陌生：“王哥，我挺好，别担心。这庙里安静，比城里强多了。”

　　随后他便挂了电话，再打过去时，已是关机。

　　傅子庚是有家室的人。大儿子技校毕业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小儿子才上小学。他妻子是个纯粹的农家女儿，朴实本分。我曾见过她几次，总是默默无闻地付出，从不过问丈夫的事业。记得有次作协搞活动，我特意让傅总把夫人也带上，他满口答应：“老婆跟着我没享啥福，整天围着锅台和孩子转，也该出来见见世面了。”那天在作协活动上，她安静地坐在角落，看着丈夫和作家们聊文学，眼里满是骄傲。如今这份骄傲，想必早已蒙尘。

　　我时常想起傅子庚，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过得好不好，想不通他为何一步步走到如今这般飘忽不定的境地。是市场与社会的因素?还是他从煤矿出来时就带着某种局限，适应不了外面快速发展的环境?或是在都市打拼时受了什么创伤?又或是看透了世态冷暖，索性洒脱度日?

　　我接触过许多从煤矿出来，在市场上打拼的人，包括煤老板，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骨子里藏着一股韧劲。煤矿的主战场在地下，终日不见阳光，要与自然抗争，危险重重，“今日不知明日事”的特殊环境，让煤矿工人既懂得珍惜当下，又不怎么计较未来。傅子庚或许把这种性格发挥到了极致：生意好时，他资助文化、广结朋友;生意差了，他就换种活法，既不怨天尤人，也不困在愁绪里。

　　只是苦了他的家人。女人带着两个孩子，丈夫时而出现、时而消失，说是修行，实则更像逃避。我几次想联系他妻子，却不知该说些什么。煤矿工人的家属大多如此，男人在外打拼，女人守着家等丈夫归来，是幸是不幸，都是自己的选择。

　　前日路过一家书店，看见橱窗里陈列着陕西能化作协出版的文集。我不由停下脚步，想起傅子庚当初资助出版时的热情。他曾说：“王哥，让外面的人看看，煤矿工人不只会挖煤，还会写文章。”

　　如今文集已被读者认可，尤其受煤矿工人喜爱，可当初说这话的人，却不知在哪个庙里安身。

　　人生际遇，实在难料。我与傅子庚，一个仍守着煤矿的“底线”，围绕煤矿、矿工和煤矿上的事写文章;一个闯荡过都市，历经起起落落，最终选择消失在人海。但我们都是从800米地下深处走出来的人，身上都带着洗不掉的煤味。这味道沁入肌肤、渗入骨血，成了我们共同的人生印记。

　　有时我想，傅子庚人生的漂泊，或许也是一种“挖煤”——不过是从挖地下的煤，变成了挖心灵深处的“矿”。那条深邃的“巷道”里没有光明，崎岖又艰难，他必须独自走下去，不知能否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

　　煤黑子的人生，本就一半在黑暗里，一半在阳光下。傅子庚不过是选择了多走向黑暗处，去寻找另一种形式的光明。

　　但愿傅朋友真能找到这份光明。但愿某天归来时，还能咧嘴一笑，露出白得晃眼的牙齿，说一句：“王哥，我回来了，咱们再接着聊煤矿、聊煤的事，接着写文章。”

　　而我，会像过去无数次那样，递给他一杯酒。杯中酒液荡漾，映出两个煤黑子的面容：一个已然苍老，一个饱经风霜，但眼里都有煤火般闪烁的光芒。

　　这光芒，是在数百米井下历练出来的，永远不会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