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没有正式认过字，令我感到神奇的是，斗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竟然有一个厚日记本，且用途竟然和台湾女作家琦君笔下她母亲的橡皮纸书大同小异。虽然年代实在相隔太远，但我还能清楚记得母亲的本本里夹满了全家人的鞋样子，需要哪一款，母亲拿起本本一翻就能翻到。母亲常在灯下专注地纳鞋，不知何时白发悄然爬上了她的鬓角，她依旧在一针一线地纳，纳出了一本我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家里五斗橱上摆放着一排书，有那种竖排字的古旧的《东周列国传》，有《雷锋日记》，那是上过高小的父亲的书;有许多中小学课本，以及少量的课外读物，那是哥哥和我的书，但中间厚厚的、鼓起来的是属于母亲的特殊的书。母亲常说自己：“斗大的字不识得一个，扁担长的‘一’能写一箩筐。”母亲的那本本有着挺结实的封皮，前面有一小半用过，被线缝住了。母亲翻本本时，我曾指着缝住的半拉纸，问母亲“为啥要缝起来”，母亲告诉我“那是你爸在部队写的日记，他不让看”。我去问父亲，他说“部队扫盲呢，让大家学写日记，我只有高小水平，因为觉得自己的字太丑，写得也不好，本来想烧了去，但这个本还有一多半没用，你妈觉得烧了可惜，就把前面缝住，用后面没用的本本夹她的鞋样子”。

　　每当母亲翻阅那本本时，常听她说“放大”“缩小”之类的词。那“放大”“缩小”说的是鞋样子，本本中夹满了全家人的鞋样子。哪一页是我的，哪一页是父亲的;哪一页是夏天穿的单鞋样，哪一页是冬天穿的棉鞋样，母亲拿起本一翻就能翻到。母亲的记性超好，这在我学习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记得上学时我背诵《纪念白求恩》，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竟然顺着我背的段落一字不差地接了下去，尽管后来了解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母亲她们被要求背诵一些文章，但过去二十多年她还能记得那么清楚，让我惊叹不已。

　　母亲的这本本就放在一个用竹子编的簸箩里，里面还有剪刀、针线、顶针和鞋锥子等。在母亲的那些家伙什里，我对“顶针”印象特别深。因为它被母亲磨得亮锃锃的，远看像个银戒指闪闪发光，有时我会偷偷地拿出来戴在拇指上臭美一阵。夏天，母亲常常和对门的大妈坐在院子的树荫下一边拉家常，一边做针线活儿：落鞋样、晒鞋褙、剪鞋帮、纳鞋底，母亲样样都会，样样都巧，鞋底纳得又快又好，针眼疏密均匀，尤其是线穿过鞋底后，用手拽着线轻轻一带，还有纳了几针以后，时不时地把针在头上摩擦几下，使针尖更润滑一些，那娴熟的动作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灵里。

　　孩童不忧生活劳。每当冬天来临之前，母亲总要给我们做一双暖融融的棉鞋。孩子的脚长得快，一年一个码。新疆深秋的夜晚也往往北风呼啸，时常是一觉醒来，母亲还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纳鞋底，微弱的光线映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透过窗棂的北风吹过她满是老茧的手，艰苦的岁月使白发过早地爬上母亲的头……灯下母亲专注的神情中流淌着无限的爱意，我常睡眼蒙眬地说一句：“妈，睡吧!”母亲却总说：“再纳几针就好了，早点做好，你们就早点穿上脚。”

　　我记得刚上初中那年的冬天，母亲为我做了一双棉鞋。母亲的本本里已经没有合我脚的鞋样子，母亲就从邻居家孩子穿过的旧棉鞋上拆下鞋帮子，又搬着我的脚量来量去，确定合我脚的鞋样子。新鞋样子也被夹进了母亲的本本里。鞋底、鞋帮的棉花都是新的，鞋面是用红带黑点的灯芯绒布做的，还用很时髦的布条镶嵌着鞋口、鞋脸，格外舒适、暖和、好看，穿在脚上轻松跟脚，走起路来别提多么舒心美气了!

　　那天，我踩着被冻得咯吱乱叫的积雪上学，放学时雪已经开始融化，看看融化的雪水泥水，又看看脚上穿的心爱的棉鞋，开始我还一蹦一跳地拣路走，后来再怎么挑道儿也还是让新鞋沾满了泥点子。回到家，我眼泪簌簌地流，母亲骂我是个傻孩子，说鞋就是让人踩的，只要脚不受罪，脏了刷洗干净就对了。

　　后来，等我上了高中，市面上鞋的种类越来越多，母亲才不再坚持给我们做鞋，母亲的本本才被束之高阁，后来母亲离世，再后来我们住的那片平房拆迁，父亲搬家的时候我不在现场，事后想起来，竟然忘了找一找母亲的这个本本，不知道被收拾到了哪里。

　　母亲的本本就是慈母的爱，本子中的鞋样子渗透着多少慈爱的雨露和辛酸的汗水。我穿着母亲做的鞋学会了走路，穿着母亲做的鞋一天天长大。尽管路总是坑坑洼洼、坎坷不平，但鞋总是跟脚的。母亲用一针一线为我写了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人生的大书，每一页都是母亲用心写成的，我走到哪里都带着它，无时无刻不感到母亲的存在。（展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