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新胜

　　读王成祥煤矿题材长篇小说《黑与红》感受颇深，作者开篇单刀直入，用了三四百字的一大通宏叙述，阐明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高屋建瓴的把作品精华呈现出来，这在长篇小说写作中是不多见的起笔，作者议论的目的，落脚在“默默无闻的煤矿工人，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夜以继日地开采“乌金”，创造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奇迹，推动着人类生命的航船稳稳地驶向远方……”这样的议论，放在开头，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给作品定下了基调，这是一部讴歌煤矿工人的作品。

　　接下来的叙写，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一幕幕切换镜头，道出世态炎凉，首先最抓人心悬的是马班长牺牲的经过，这是第一个情节也可以说是故事。第二个故事是采煤队长田定军月底训斥工人，很短，只有一段，只能算情节，说是故事是不完整的。第三个是老婆唤醒“我”的梦，回到现实，矿已经破产关闭一年有余了。这样看来，以上的所有故事，情节都是在“梦里”。以梦虚幻境的写作手法告诉读者，书是用倒叙的写作手法。这样的大开，笔法简练，气势磅礴，一开始就把读者的情感引入到高潮中。梦醒后，引出这部厚重作品的起笔，引子以悬念的表现手法，从梦虚幻境中将读者带入作品中，另辟蹊径，引人入胜。但此书，引子到这里，“两万五千里”才走了一小段。“我与煤有缘，又引出了另一个话题，即“与煤有缘”。尽管“有缘”，但是，“我”在煤的外围，还没有深入到“煤”(煤矿)的内部去，所以放在引子中，也算合理。而引子的后半部分主要写农村生活——“我”的小时候。

　　作者一开始用概括的叙述手法书写农村，居高临下，镜头推得很远，不仅写了“我”的小时候，更是写了家族史，写了村史。久远的有“据史料记载，明朝崇祯年间”;“根据他搜集的支离破碎的传说，和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幅王姓影轴，推测王姓家族是唐朝给皇帝李隆基造墓而在关中落户的”，他们这一支是后来逃荒流落到黄土高原上这个村子;还有“文革”期间被砍的一棵有五百多个年轮的古槐树;近一点的村史就是“胡宗南的队伍骚扰”。村史由远及近，一直推过来，推到了“我的出生”。

　　关于家族，关于村史，关于我到煤矿的前期，作者虽然写的是农村，写的是农村的生活，但作者巧妙地选择 “生活”大费笔墨，而这些生活琐事都和煤有关，和煤矿有关。他们的村子——王家堡子，地下就有煤;村中的“庙宇作为一个大型煤矿前期开发建设的公房幸免于难”。引子里作者写“我”对煤矿的了解，一是听到的传说，二是亲眼所见。如果要给这一大章起一个题目，我觉得叫作《成长》最为恰当，即“我”的成长，也是煤矿在“我”内心烙印的形成。

　　由于我们的村子方圆百里都有煤，家乡不远处就有煤矿，因此在“我”很小的时候，听到“妖魔井”的传说，对煤矿产生的恐惧，就在幼小的心灵扎根，挥之不去。上小学的时候又参观过一次“霸王窑”，煤矿就是人间地狱在“我”的意识中形成。

　　但由于农村的贫苦，当“我”还是少年，即十三、四岁的时候开始，就用肩挑，用架子车拉，翻山越岭到煤矿上去卖柿子，后来又从煤矿上拉煤到百里以外的平原地区换粮食，这样的经历使“我”一次次接触的煤矿，“和我以往对煤矿的印象形成三百六十度的反差，我甚至想，这哪里是煤矿，简直就是天堂。由衷产生了对煤矿的向往。”从对煤矿的认识转变，主要是来自“我”有一个艰辛的童年，这也是当时中国农村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使众多“我”的童年的写照。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童年是怎样的艰辛?作者用了大量故事情节呈现，让人看到了一幕幕辛酸的经历：

　　“我们家是全村数一数二的困难户，老祖宗留下的半边庄基地，一间半的茅草房，年久失修，被那年下了四十天的连阴雨毁掉了，全家不得已搬进了废弃的破窑洞里，过着穷得叮当响的日子。”

　　“每年分配的口粮只能够一家人吃半年。王家堡子两个生产小队，一百五十户人家，能够吃饱肚子的不到六十户，吃饱饭成为全堡子人最高级别的奢望。”

　　“1972年我还在上小学四年级，到第二学期时，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吃饭成了当务之急。我向学校请假休学，和同村人一起从10公里以外的煤矿扒运煤的火车，到更远的煤矿卖柿子。”

　　“我在学校的农场劳动时，背不起馍，母亲就给我拿上烤好的红薯，装几个柿子当菜吃。”

　　为了自己的学费，“我”很小的时候，就加入了卖柿子的行列中。卖柿子的艰辛，让一个少年去承担难以承受的辛苦。“他们用架子车拉着柿子走几十路，赶到有运煤火车的地方，把架子车寄放到熟人家里，坐上拉煤的火车，到火车停下的地方，“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将柿子卸下来，再用扁担挑着走两公里半的陡坡才能到目的地。这个坡不是一般的坡，平均都在三十度左右，而且只有一条笔直的羊肠小道，路的两旁是悬崖峭壁，人走起来都很困难，而我们还要挑着两笼约四十公斤重的柿子，不能歇气，也不能换肩，一口气要挑到坡顶，因为坡陡，如果放下担子歇脚，笼里的柿子就会滚到坡下去，所以就是再累，也要挺住挑上去。”

　　“遇到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苞谷面馍冻得根本掰不开，用牙使劲儿咬，出现一道白茬，凑合填饱肚子。赶矿上八点钟上班之前这个最佳的时机，柿子是一毛钱卖四个，一般早上都卖不完，得到中午和下午工人上下班时间再卖一阵。”

　　“刺骨的东北风，穿过矿区，冻得我俩直哆嗦。此时，有三个年轻人带着一个时髦女郎走到我跟前，问多钱，我说一毛钱八个，她说十个行不行，我说十个可以，不许挑不许拣。中间一个高个子的说，可以，但他们要自己拿，也不准我伸手接钱，嫌我的手脏。他们把柿子挑来挑去，翻烂了许多，我怕惹事都忍了，更可恨的是不让我接钱，趁天黑看不清楚，把钱放在柿子笼里就走。当我收钱时，发现几张钱只有一半，我登时火冒三丈，一气之下赶上去找他们论理、要钱，结果打了起来。这时候，我一天水米都没有沾牙，再上劳累和上火，哪是他们的对手，结果被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两人同时用力，车子才能缓慢前行，一旦受力不平衡，其中的一个稍有松懈，另一个就会马上感觉到，要用超长的力气去弥补。一旦哪一方配合不默契，下坡车子把人往前推，另一个得将整个身子的体力向后搓着，稍有疏忽，车子就往前冲，惯性会使架子车失去控制，那后果不堪设想。”

　　“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矿区是半夜时辰，只能听到不时从哪个方向传来嗡嗡的声音，一条看不到头的街道，显得很狭窄，靠街东边有一排电线杆子，杆子与杆子之间的距离很远，上面挂着孤零零的几盏路灯，隔三岔五地亮着，显得即将黎明的街道很暗淡，几乎看不清柿子和各自的模样。突然一股刺骨的寒风顺着街道吹来，盘旋了几圈，打在我们本来已经出了一身汗、吃了冷馍还没有暖干的湿衣服上，像刀子一样难受，冻得人直打牙齿骨。”当然“我”的童年除了艰辛和辛酸，卖柿子还让“我”感受了另一种人生：“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一来二去，这些阿姨们不但不少给钱，有时赶到吃饭时间还把热腾腾的馍馍送来。

　　“我一个外来卖柿子的去哪儿洗脸啊，一个人一周不洗脸，可想而知得什么样了。这时候，这些阿姨们就会端着一脸盆热水，拿着毛巾、肥皂到我们跟前，并亲切地说，娃啊，把脸洗洗，像个讨饭的一样，谁还愿意买你的柿子。每一次，我的眼泪都不由自主地流出来。我把手伸进热乎乎的水盆时，阿姨又把肥皂递过来，肥皂的香味，从指尖充斥全身的暖流，都刺激着我的感情，使我的眼泪一下夺眶而出。”

　　“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敬佩，上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让同学唱的第一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就出自这个矿一名矿工之手。作者姚筱舟在井下边挖煤，边构思，升井后趴在集体宿舍的床板上一口气写成，投在杂志上发表，被雷锋发现抄录在日记里，朱践耳谱成曲，从此唱红了祖国大地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对煤矿间接的认识中，我深感煤矿行业的伟大，崇尚煤矿险恶而有挑战的职业，向往煤矿工人内心的那种荣誉感与自豪感，励志努力当上一名煤矿工人。通过卖柿子的经历与感悟，我亲身体会到矿区是个大社会，一旦能融入这个群体，就再也不用拉架子车挣钱养家糊口了，每月4日按时发的那五十八元工资，抵得上一家人一年的农业收入，而且在这里能干出名堂，回家招人羡慕。”

　　“拉着架子车到煤矿卖一趟柿子，一个来回快了七天，慢了八到十天。那个时候没有沥青路面，全是炉渣铺的或高低不平或泥泞不堪的土路。千里之行，始于脚下，每一次去之前，白发苍苍的母亲都要亲手做一双粗布鞋给我穿上。一个来回，鞋底的前掌和脚后跟就磨透了，去是上坡，脚掌用力，到地方了鞋底的前半部就磨透了，回去是下坡，脚跟抓地，车子才能不催人，到家鞋底的脚后跟就见地了。母亲看着好好的鞋帮，再看看鞋底磨出像眼镜一样的两个洞，心疼之余，节俭的她总是舍不得扔，用纳鞋底的环锥小心翼翼地把鞋帮拆下来，再做一双新鞋底纳上。”有一次柿子卖完的早，同伴领着他第一次走进了理发馆：“此时的我真不知道是啥心情，一个在农村几乎和女娃都没有说过话的同伴，哪儿来这股勇气，要到这里剃头，而且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给洗。到底多少钱，我脑子已经没有能力考虑这些了，只感觉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飘了起来。我也看见同伴被女师傅把头压在水里的那一瞬间，他的腿颤得非常厉害，几次都把脸盆架撞得晃悠，只可惜洗头的女师傅只顾着给他头上抹肥皂，没有感觉到。

　　“我看见同伴听到电推子发出嗡嗡的声音时，头一直往里缩，从左边推，他头向右边倒，从右边推，头向左边倒，师傅矫正了他好几次，他脸上的汗水像拉柿子上坡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外淌。

　　“整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按照常规理发也就十几分钟，但我好像整整过了一个冬天，一句不用理，让我又回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

　　“正是这些善良的阿姨，让我认识了真正的煤矿人、真正的矿嫂。我在之后从事的记者工作中，报道大小矿难不下十次，事故的善后工作处理中，经常有矿领导对遗属采取恶劣的态度，碰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就像在流血，我真想大呼一声，为这些在痛苦中的阿姨们说句公道话，但职业的原则性不允许我这样做，于是只能在无人的时候对她们加以慰藉，再表达一点儿自己微薄的心意，只有这样，我的心灵上才能得到一丝安宁。”“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艰辛但也不乏温暖中成长的，这一段议论，是作者的真情流露。但这里的我(记者王成祥)，似乎和小说中的“我”错位了。这一段话，放在后记里比较合适，因为这个“我”是真我，不是虚构的“我”。

　　后边，小说还写到了拉煤换粮，那也是生活所迫，对“我”性格的形成，人生观的确立，也是有着基础性的作用。这一节写了一个人物，虽然用墨不多，但读后你却很难忘记。这就是同村人，大他许多的天顺哥。这是一个能说会道的精明人，“把死的能说成活的”，但这人精明得过火，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我”就是跟着这个天顺哥第一次拉煤换粮，见证了天顺哥的“活道”，办事很有能力。煤换得很顺利，还连粮票都没要在国营食堂跟着吃了一大老碗面。天顺哥这样的能力，确实让人敬佩，于是天顺哥说让“我”报答，把他拉上时，“我反而感到有些过意不去，这算啥要求，快坐车子上，我把哥供上。说话算数?快坐，一点儿问题没有。”就是这个“报答”，也让我领略了天顺哥的“残忍”。回“去的路多是慢上坡，开始还没有什么感觉，但越走越重了。大概已经走了十多公里，我想再累也不能说，到那两公里的陡坡，天顺哥不用说也会下来帮我的忙，现在说累，证明自己说话不算数。我硬撑着拉到陡坡底下，可他没有丝毫下车的意思，我停下来说歇会儿再走，用意暗示他我实在太累，快走不动了。可他却说歇会儿再走也行，没多远了，铆着劲一鼓作气就冲上去了。看没有任何希望，我只能拼了。此时的天已经黑了，记不清那天是十几，月亮特别亮，我踩着月光，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这一公里约三十度的陡坡下把架子车拉到坡顶的。

　　我一下累得瘫在了地上，坐在街道国营药店的檐台上，没有一丝的力气，可天顺哥还是坐在车子上不下来，说现在都是平路，再坚持一下就到家了。遇上这样的兄长，我两股眼泪流了出来，可啥话也说不出来，好在年轻，歇了会儿又缓过气来。当把天顺哥和架子车送回去，我又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母亲开门时我已经没有抬脚过门档的力气了，一下子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这里的叙写其实是对“我”坚毅性格的铺垫，对“我”以后战胜艰难险阻埋下的性格伏笔。同时却意外地又收获了一笔，天顺哥这个让读者难忘的“精明人”。纵观引子，笔法细腻，情感真挚饱满，该写的都写得到位，不放过任何一个情节、细节，用其锤炼“我”(我们)的童年。因此，由于有了这样扎实绵密的铺垫，才有了“我”(我们)后来的良性发育，完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最终成就了一个(群)崇高的矿工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