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近了。

　　公园门口摆出一排菊花，黄的、白的、紫的，旁边挂着敬老、安康的红横幅。长椅上坐着一对老两口，头发都白了。老太太靠着椅背打盹，老头儿戴着老花镜看报。风一阵一阵吹，落叶在地上滚，谁也没催谁。

　　我站在风里，忽然想起老家的枣树。这个时节，枣该红透了。大半年没回去了。

　　枣树是父母年轻时栽的。那时候还是小拇指粗的苗，现在枝杈伸过了院墙。他们的腰，却一年比一年弯。枣红了，满树都是。父亲打不动了，天天仰着头看，说等娃们回来再打。枣这东西等不得，等过了，熟透，风一吹，落一地。父母亲不催。

　　小时候打枣，是家里的大事。父亲拿一根长竹竿，往枣枝上一磕，枣子哗啦啦往下落。我们姊妹几个提着筐抢，枣砸在头上，也不嫌疼。妈在灶上蒸枣馍，满院子甜。现在树还是那棵树，打枣的人换了。父亲站边上看，眼睛眯成一条缝，比谁都高兴。父亲说，枣树不哄人。你给它一锨粪，它就还你一树枣。人过日子也一样，别咋呼，慢慢来。

　　母亲晒枣有讲究。枣打下来，先挑一遍，虫眼、破皮的放一边，好的倒进用柳条编织的笸箩里晾晒。母亲一天翻好几遍，傍晚收，早晨再端出去。她给每个布袋上写名字，谁回来拿哪袋，她记得清。

　　他们的日子简单。早晨父亲劈柴扫院，母亲择菜做饭。晌午，两个人在院里坐一会儿，有一搭没一搭说话，说着说着，父亲就打盹。傍晚，母亲把晒着的枣收进屋，父亲再把院子扫一遍。话不多，可谁也没觉得闷。

　　村委的老韩叔每月来一趟，看看老两口有啥需要。来了就坐门槛上，问问米面够不够，药还有没有。有事就打墙上那个电话，号码大，看得清。父亲说，没事，都好着呢。老韩叔笑着说没事也打，唠两句也行。说完拿本子记一笔，又去下一家。邻居们也隔三差五过来，送一把豆角、几个南瓜。母亲也不让空手回，拿几个茄子或塞几个鸡蛋，站在门口说一阵话，说完了各回各家。

　　母亲年轻时手巧，全家人的棉衣都是她一针一线缝的；父亲力气大，一袋粮扛着就走。那时候觉得，他们是铁打的，不会老。现在母亲穿针要眯着眼瞅半天，父亲走路，走几步就要歇一歇。他们都病过一场。病来的那年，我守在医院的过道里，看着白墙，头一回觉得，他们是真的老了。我们姊妹几个轮着伺候，送汤送药，一个月没敢松劲儿，这才缓过来。可他们自己，从不提那场病，只说，能这样稳稳坐在太阳底下，就是福气。

　　父亲这一辈子，没养过花，也不懂那些花名。他侍弄的，是院墙根下那几畦菜，是窑对面的几棵果树，是场院上晒着的粮。重阳登高，他登不动了，就说，走两步，也算登过了。这话他说了好几年。人老了，腿脚不如从前，心气却不减。地还种着，院子还扫着。秋深霜重，日子照样过得满满当当。

　　今年重阳前，我往家里打了一通电话。母亲在电话里说，枣已经红透了，有空就回来看看，工作忙就不用勉强，枣给你留着。电话那头传来父亲轻轻的咳嗽声，他慢慢接上话：要是留不住，就晒成干枣。二老说话声音不大，可我听得明白，他们心里一直在盼着我们回家。

　　挂了电话，我在公园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旁边那对老两口还坐着。老太太醒了，老头儿把报纸折起来，递给她一块面包。老太太掰一半，又塞回他手里。谁也没说啥。风又吹过来，树叶落在他们脚边。

　　我起身走向停车场。路程不算远，开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家。这个周末，该回家看看爸妈了。（韩美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