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昌辉

　　生命尽头，呼吸停止之际，灵魂方真正开启旅程。宏道元年(683)十一月，侍医秦鸣鹤虽用力“刺头出血”，仍未能挽救唐高宗李治的生命。临终前，李治召百姓于殿前宣布赦书，礼毕问侍臣：“民庶喜否?”答曰：“百姓蒙赦，无不感悦。”高宗叹道：“苍生虽喜，我命危笃。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资治通鉴》卷203、《旧唐书·高宗本纪》)

　　同年十二月初，56岁的李治在深深遗憾中驾崩于洛阳贞观殿。正如朱熹《论语集注》所释：人临终时“穷反本”，言语尤为真诚。此语足见李治对长安的眷恋之深。

　　唐贞观二年(628)六月，李治生于长安东宫丽正殿，为太宗李世民第九子，母为文德皇后长孙氏。贞观五年封晋王，七年遥授并州(今山西太原)都督。十七年(643)，皇太子李承乾被废，魏王李泰亦遭黜，太宗在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褚遂良等大臣支持下，立李治为皇太子。此前15年间，李治从未离开长安。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驾崩于终南山翠微宫，六月李治即位，时年22岁。在位34年间，他先后8次驾幸东都洛阳，前7次均如期返回长安——这里是他的出生地，更是魂牵梦绕的故土。

　　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言：“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贞观十年(636)六月，文德皇后病故，时年9岁的李治“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旧唐书·高宗本纪》)。幼年丧母之痛，猝然降临于他的童年。

　　母亲所在之地，便是情感上的“原乡”。无论考古发现中穿越千年的家书嘱托，还是当代游子因异乡熟悉气味触发的乡愁，本质都是对母亲气息与存在痕迹的永恒追忆。为追念母亲，贞观二十二年，尚未登基的李治首倡在长安晋昌坊东部建造慈恩寺，年末建成后，命玄奘法师为上座，度僧300人入住寺内13座院落，翻译从天竺(古印度)取回的佛经。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治在大臣陪同下前往慈恩寺，向众人讲述建寺初衷是报答母亲养育之恩，“发言呜噎，酸感旁人，侍臣及僧无不哽泣”，悲切言辞令旁观者动容落泪。

　　怀着深切念母之情，永徽三年(652)，李治批准玄奘法师奏请，在慈恩寺内造塔以安置佛经、佛像、舍利，并“敕大内东宫、掖庭等七宫亡人衣物助师，足得成办”(《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塔于同年建成，砖表土心，共五层，高180尺(约60米)，层层安置舍利。因结构不够坚实，塔身逐渐颓坏。长安年间(701-704年)，武则天令王公贵族施钱重建，改用青砖砌筑，造型简洁坚固，定名“大雁塔”(又称慈恩塔)，成为长安城重要景观，如今更是西安市地标。

　　李治自幼熟读经史，《旧唐书·高宗本纪》与《资治通鉴》卷197均载其“仁孝”“宽仁孝友”。即位后，他以儒家经典治世，既继承祖、父尊崇道教始祖老子(李聃)为李氏先祖的传统，又格外信佛。贞观二十二年(648)，他读完太宗《大唐三藏圣教序》后，援笔写成传世名篇《述三藏圣教序记》，赞扬玄奘“以中华之无质，寻印度之真文，远涉恒河，终期满宇”。显庆二年(657)，玄奘随李治前往洛阳(时李治定洛阳为东都)，因洛阳距玄奘故乡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陈河村甚近，李治恩准其回乡改葬父母，附近万民众闻声前往。显庆三年(658)，玄奘随李治返回长安。彼时李治31岁，玄奘59岁，君臣关系密切，堪称忘年之交。麟德元年(664)，玄奘在宜君县玉华寺圆寂。李治悲痛万分，叹道：“惜哉!朕国内失玄奘法师一人，可谓释众梁摧矣，四生无导矣。亦何异苦海方阔，舟楫邃沉，阇室犹昏，灯炬斯掩!”随即宣布罢朝数日。四月十四日，按玄奘遗嘱，其灵柩葬于长安东郊白鹿原。此后李治日夜不安，常梦到玄奘而悲伤，影响朝政，遂于总章二年(669)敕令迁葬至长安南郊少陵原畔，并建五层灵塔、因塔建寺以示纪念。唐肃宗后题塔名“兴教”，此寺便称兴教寺。

　　李治统治的34年间，唐朝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力强盛，疆域更是拓展至巅峰。据《中国历代疆域面积考》与《资治通鉴》记载，至公元669年，唐朝疆域面积达1237万平方公里，东起朝鲜半岛，西至咸海，北抵西伯利亚，南达越南横山。

　　“忆君迢迢隔青天，问君西游何时还。春来遍是桃花水，长相思兮在长安。”大唐帝都长安，以“衣冠华夏，礼乐家邦”之姿令人心驰神往：东亚诸族听候长安号令，朝贡的车轮与帆樯络绎汇向此地。长安城头的明月，亘古不变，温柔弥合时间沟壑。开创“永徽之政”、践行“二圣”共治的李治，最终安恬长眠于乾陵——这片位于长安西北的土地，永远承载了一位帝王对故土的终极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