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巳年孟春，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我拿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薛小虎书法》集，据说这本装帧精美、大气的书法集是该社出版的第一本个人书法集子。是耶?非耶?姑且不论，单就收录其中的书法作品而言，窃以为，以行书著称的陕西省书协副主席薛小虎已经完成了自我塑造。

　　要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回望一下书法史的演变。

　　毫无疑问，几千年来，中国书法的演变，无疑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公元前3200年，苏美尔人创造了世界现存最早写于泥板、石头、金属或蜡板上的楔形文字，到随后古埃及使用的圣书体，即象形文字，人类社会开始有了思考。大约两千年后的殷商时期，我国的黄河流域也出现了写于龟甲或兽骨上的甲骨文，以及稍后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正书体金文，中国书法像初春的草木一样开始萌芽。

　　但这一时期的文字，都带有浓郁的古代宗教意味。以《石鼓文》为代表的篆书，则是早期政治文字的典范。像随后融美于石的隶书，无疑就是一种刻于石头上的政治文字。书圣王羲之的出现，加上草原文化的渗入，书法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就像绽放着一朵别样的石花。历经唐楷、狂草的文化洗礼，书法美学在“二王”、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等文人的推动、渲染下，逐渐走出了早期政治文字的藩篱，摇曳多姿，风格渐成，成为一门人类显著的美学。苏轼这样评价颜真卿：“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又云：“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中国书论有“晋韵、唐法、宋意、元明态”一说，细品，确有其“高妙”之处。元代诸家的“变调”也罢，明代诸家的“最后乐园”也罢，明末“连绵草”的亡国恨歌也罢，书法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充分表明了其内在的政治与民族属性。

　　历史进入清代，传统书法进一步被解体，书法美学最大限度进入了寻常百姓的视野——薛小虎的书法与大部分书家成长的道路相同，相近，或相似，都是由“二王”诸家入贴而来，不同的是，他的书法在演进中，更多地植入了个体的参悟，像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棵老玉米，亭亭玉立，卓尔不群，他的行书有如颜真卿的“狂草的楷书”一般，失去了笔端的紧张感，不见了行书的拘泥，而毫不隐晦的呈现出了草书的模样。也就是说，他的行书笔触的过程被草书化了。其中，也不乏碑帖入骨，掷地有声的金属之韵。

　　再说薛小虎的书法作品。打开册子的一刹那，我的头脑中竟然冒出了“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两句诗来。不论尺幅大小、不论大字小字，薛小虎的书法都透着一种深沉的生命体验，洋溢着一种对人生通透的体悟与灵动。结字，坦荡而不失内敛，凝重而不失稚拙，迟滞而不呆板，笔画淋漓，摇曳多情，坦坦然如君子，锵锵然如将军，滔滔然似流水，在动与静的平衡中，巧与拙的映照中，藏与露的情趣中，暗含着人生的深刻体验与茁壮的生命律动。

　　总体看，小虎先生的书法在极简与通透之中，气韵饱满，稳健通达，绝无慵懒、散漫之风。单从作品看，难觅历史上那些开宗立派之大家的身影，完全是其个体的笔画，或者墨韵，这一点，是其书法魅力所在。辨识度高，是其书法作品意外“破圈”的一个特色。

　　众所周知，王羲之代表的草书是贵族字体，而行书是在宋代大众文化开始发展背景下的士大夫字体，到了明代，行书成为了日常字体，并逐渐固定下来。也就是说，大众的登场促成了士大夫的精神意识，士大夫精神又吞并了王羲之代表的贵族意识。时隔千年，薛小虎的书法风格与新一轮大众文艺的悄然兴起不谋而合，雅俗共赏，自然也就成了薛小虎书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清新、自然、灵动的气韵，当然就赢得了大众的喜爱和专家的推崇。

　　著名书法家雷珍民先生给薛小虎题写的“书坛虎将”，既是对他热心公益，躬身一方书法事业的褒奖，更是对其在书法艺术上的超越与创新的肯定。(王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