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再是报刊出版单位内部的小打小闹
    一年前的9月，朱月华攥着一叠发言稿，走进了人民日报社大院里的《市场报》办公楼。在这里，她已经工作了12年。
    她和同事们聚集在会议室，《市场报》社长李庆文说，今天的全体大会，是探讨《市场报》的改革问题。
    当时大部分人，都提出了一些细化内容的方式，总体目的还是让他们很多年来赖以生存、有着深厚感情的这份报纸“走活”。
    轮到朱月华发言了，她说，《市场报》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走到了尽头。所有人顿时噤声，这个结论，让李庆文也暗自一惊。
    后来，朱月华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形容她发言时的心情。
    6个月后，2009年3月30日的 《市场报》，在封面刊登题为《风雨兼程三十载 市场报今日向读者道别》的文章。至此，隶属于《人民日报》、有30年历史、曾辉煌一时的《市场报》停刊，改为《中国能源报》，2009年6月2日创刊。
    《市场报》的转身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在那前后停刊的还有《中国足球报》、《中华新闻报》等，它们身后都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在中央的强力推动之下正在全面提速的文化体制改革。
    “转制”成为这一阶段的核心议题。改革不再是报刊出版单位内部的小打小闹，而是时代推动的脱胎换骨。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对《市场报》应该都不会陌生。
    1979年10月1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人民日报社的《市场报》正式创刊。
    这份报纸刚一上市，在北京、上海，人们排起了长队争购，据说当时上海市委领导知道后派人去买，竟然没买着。
    在北京，西单的一个销售点1小时卖出1万份，全天卖出9万份；在合肥、南京，购买者甚至挤垮了邮局的柜台。
    “市场报销量最好的时候，到了85万份左右。”1988年，杨春生就曾在《市场报》工作过，90年代后长期留在了《市场报》。而现在，他是《中国能源报》的副总编辑。
    “从1979年创刊到1989年，是《市场报》为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确立而奔走呼号的十年。”李庆文非常感慨。
    在这十年，市场报从冲破禁锢刊登广告，甚至登载征婚启事；从在产品经济年代“逆流而行”，为商品流通摇旗呐喊，为产供销牵线搭桥，倡导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形式并存。
    它设立“市场预测”、“缺货登记簿”、“顾客推荐和评议”、“国外新产品”等信息服务栏目，成为当时最具有服务意识的报纸。
    历史走入新的纪元，一切在悄悄改变。
    “当‘市场’这个词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生活里最耳熟能详和生气勃勃的名词时，当市场已经彻底被政府肯定，被公众接受和理解的时候，尤其是市场经济已确立并逐渐完善，市场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的时候，读者就不再需要 《市场报》的启蒙教导。”李庆文说。
    但是更关键的问题，还是原有管理体制的落后。
    “我来市场报以后，几乎是一年换一个领导。”朱月华说，“当时单位里风气不是很正，有一些小团体，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大家都把心思用在职称职务上，新来的同志有些委屈，因为机会很少，多数情况下还是论资排辈，所以积极性也不高。”
    “这种不平等，让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都没有工作积极性。”李庆文分析。
    《市场报》虽也进行过多次改革，但都“换汤不换药”，销量和影响力一路下滑。
    “90年代销量是20多万份，到了2005年急速下滑，后来只有不到10万份。”杨春生说。
    2008年春天，李庆文在《中国汽车报》社长位置上同时接手《市场报》的第一天，会计就跟他说，账面上只剩几万块钱了。
    人民日报社编委会决定，根据中央文化产业改革的精神，对《市场报》进行内容和管理机制上的全面改革。究竟改到什么程度，“临危受命”的李庆文心里还不太有数。
    成了独立法人，还要变成有限公司
    在那次全体大会之后，《市场报》内部基本形成了三种意见，一是牌子保留，但是内容定位更专业化，做成高端经济类媒体；二是彻底结束《市场报》，改办别的；三是延续李庆文在《中国汽车报》时的一个想法，办一份定位于中小企业的报纸。
    “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市场报》结束，过去也搞过不少改革，都是在内容或者出版形式上想办法。”朱月华说。
    时近年末，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李庆文心里萌生：彻底结束《市场报》，办一份能源类综合性报纸。
    “在能源领域还没有一份综合性报纸，现有的基本都是一些大企业的内部报纸，这是一个市场缺口，有空间。能源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题材，也符合人民日报社这个主办单位的身份。”
    李庆文向人民日报编委会提交了自己的意见，他拿不准这样“全面推翻”一份老牌报纸，是否会让高层领导产生顾虑。
    出乎意料，“那天的会开得特别短，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几乎所有的编委会领导都一致同意我的方案，觉得能源这个方向选得很好，同时，编委会也决定为新报纸投资500万。”。
    所有员工都接到了停刊的消息。尽管心理准备不足，但在那之前，因为早已知道要进行“转企改制”，不少事业编制的员工已经开始为自己“找出路”。
    “当时大家还是比较担心转成企业以后的工资待遇，包括退休后的安置问题。大部分跟我一样有人民日报正式身份的人，都在往‘大报’里活动。”朱月华就是在那个时候，离开了《市场报》，调入“大报”（人民日报社）的研究中心。
    而学法律出身的丁曼丽，也在左右矛盾之中。当时“大报”里也有部门联系她，但她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现在，她的职务是能源报专刊部主任。
    杨春生属于“坚定派”，“《市场报》的问题就是管理机制问题，理顺了未来发展肯定没问题。”
    “还有一部分年纪比较大的老员工，50岁上下，恐怕难以接受市场化媒体的工作节奏。《市场报》虽然停刊了，但是我们设立了网络版，让他们继续工作，老人老办法。”李庆文说。
    到《中国能源报》创刊时，留在报社里的还有20几名事业编制的老员工，大部分都在网络版，真正在《中国能源报》里工作的只有4个人，都在领导职位上。
    而《中国能源报》的80多名采编经营人员全部是新招聘来的，大部分是刚毕业的研究生。
    同时，《中国能源报》也成为了独立法人，“下一步，就是要从事业单位改成有限责任公司。”李庆文说，那时候，就真正完成了转企改制，《中国能源报》将成为人民日报参股51%、下属《中国汽车报》参股49%的有限责任公司。
    “以后我们还要上市呢。”他很有信心。
    在市场车轮下角逐
    “报社当时给我们的500万，如今我们还剩下400万。我跟同志们说，如果到年底，账上还是这500万，我们就胜利了。这一年，我们干了太多事情。”李庆文说。
    新生的《中国能源报》创刊4个月，发行情况到底如何？
    “报纸征订一般是在年末，而《中国能源报》是在今年年中创刊，所以不占优势。一些《市场报》的老订户，我们给他们和以前同样的价格，不过也有一些单位和企业退订。真正的发行情况，要到年底才知道。”杨春生说。
    在工作中，丁曼丽的确感觉到了新气象。“不管是什么身份，只要你努力，就有机会。”她的部门现在有六七个人，都是新招聘进来的研究生。
    “从《市场报》改制开始，我们的事业编制这部分就已经冻结了，后来所有进来的人都是合同制，都要竞聘上岗。”李庆文说，新报纸完全是市场化媒体的运作模式。
    “我们每天早上8点半上班，都要打卡的。”改制后新应聘进来的郭力方说。
    但是对《中国能源报》的未来发展，朱月华也有一些担忧。“我也到很多大的能源类企业进行过调研，他们的确需要一张高端的综合类报纸，前提是你得先做到高端。所以《中国能源报》必须做到高品质，根本的问题是人才。”
    “现在 《中国能源报》80%以上都是刚毕
    业的大学生，学历高但经验不够，
    这些人做记者可以，做编辑有些
    勉强。而老《市场报》的主力几乎
    都走了，导致它现在有点‘人才真
    空’。”朱月华说。
    “对老《市场报》人员的安置，到现在还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每天还要处理很多这类事情。”杨春生说，改成企业以后，他对自己退休后的待遇还有些担忧。
    但是，正如李庆文说，在这一轮报刊体制改革的滚滚大潮里，“转企”是一个大的趋势，谁也阻挡不了，“总的来说，改制的过程整体上还是平稳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