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涛

　　年少时读汪国真：“心晴的时候，雨也是晴;心雨的时候，晴也是雨。”那时只觉这话精妙，道尽了心境与天气的关联。可如今我才明白，有些雨，无关心境，该下便下;它落在泥土里，也浸在记忆里，下着下着，就把心洇湿了一大片。

　　我出生在渭北旱塬上的耀县，离西安不过七十公里，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这段距离，仿佛隔着好几个时代。那时，“万元户”是墙上的年画，看得见，够不着。父亲是个木匠，凭着一手好活计走村串乡，斧凿锯刨里讨生活，一个月挣五六十块钱，要养活一家老小。那钱来得不易，每一张都浸着汗水，捏在手里沉甸甸的。

　　小时候对雨没多少深刻印象。村子的小学离家不远，六百米土路，跑几步就到。雨大了，就学别的孩子，从家里翻出尿素袋子，那年代，化肥袋子是稀罕物，外面的尼龙编织袋用完后，里面那层半透明的塑料内衬，撕下来对角一折，往头上一顶，就是一件挺括的雨衣。半透明的薄膜蒙在脸上，看外面的世界朦朦胧胧，雨点子砸在上头噼啪作响，像敲着一面小鼓。一群孩子顶着这样的“雨具”在雨里奔跑，五颜六色的袋子在风里飘荡，远远望去，倒像一群撑着帆赶路的小船。

　　上了初中，情形便不同了。

　　学校在邻村，每天来回四趟，单程半小时，我走得脚下生风;初三加了晚自习，变成六趟，也不觉得累。少年人浑身是使不完的力气，两条腿像装了弹簧，再远的路也不过是一阵小跑。可一到雨天，这腿仿佛被绑住了，迈不动步子。

　　十四五岁的年纪，心思渐渐敏感，脸皮薄得经不起别人多看一眼。尿素袋子是万万不能再顶了。那模样活像逃荒的，若是被同学们看见，指不定背地里怎么取笑。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往雨里冲，跑到家时，浑身没有一根干纱，头发贴在脸上，衣裳滴水，鞋里积的水都能养鱼。母亲见了，一边递干毛巾一边叹气。父亲坐在一旁，不说话，只是吧嗒吧嗒抽着旱烟。

　　我便在这叹气声里闹起了脾气，执意要买伞，非买不可。那些年，为了一把伞，我没少和父母置气。如今想来，那不过是少年人可恶的虚荣心。宁肯让父母为难，也不愿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可那时只觉委屈：别人有的，我凭什么没有?别人家的孩子能撑着花花绿绿的伞上学，我凭什么要淋得像个落汤鸡?

　　初二那年秋天，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夜，瓦檐上的水珠串成线，在窗玻璃上划出一道道泪痕。我躺在床上，听着雨声，满心愁绪。明早怎么去学校?一路的泥泞，一身的雨水，还有同学们的目光……翻来覆去睡不着，竟荒唐地想：让母亲给老师带张假条，就说我病了，不去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推开房门，轻声说：“起来吧，今天打伞去学校。”

　　我一骨碌爬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往门口看。一把伞已撑开，静静被放在屋檐下。

　　那是一把咖啡色的“牛皮伞”，实则并非牛皮，而是粗布刷了厚厚的桐油，油亮光滑，透着一股好闻的油香。伞柄是竹子的，摸上去温润光滑，还带着竹节天然的凸起;伞撑也是竹制的，撑开时呼呼作响，张成一个饱满的圆弧。那颜色不是时兴的鲜艳，而是沉稳朴拙的咖啡色，像老家具上的漆色，透着踏实劲儿。

　　我已记不清那天是怎么撑着伞去学校的，只记得一路上，总感觉有人看我——不是嘲笑，而是羡慕。那把伞在当时的乡下，算得上是体面物件。可我心里没有预想中的得意，反倒生出一种闷闷的情绪，说不清是高兴，还是别的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那把伞花了十五块钱。

　　十五块钱，父亲要刨多少块木板?要母亲省多少个鸡蛋，在柴米油盐里反复算计，才能勉强挤出来?我无从知晓，只知道从那以后，我开始不喜欢下雨了。

　　这份不喜欢，不是恨也不是厌，而是一种说不清的复杂心绪。每逢雨天，我撑着那把咖啡色的伞走在路上，听着雨点打在油布上的闷响，父母的身影便会浮现在眼前。父亲弓着腰刨木花，母亲坐在油灯下纳鞋底。那把伞撑在头顶，像一个小小的屋檐，替我挡住风雨，可这屋檐的重量，却沉甸甸压在父母的肩头。

　　后来，日子渐渐好起来，伞不再是稀罕物，家里添了各式各样的伞：折叠的、自动的、防风的、印着花纹的。可我对雨的态度，再也回不到小时候的无忧无虑。每逢下雨，心底总会冒出牵挂：老家的房子漏不漏?院子的水沟堵不堵?父母出门带没带伞?他们年纪大了，可不能淋雨。

　　如今我已过知天命之年，膝盖也开始怕潮怕冷，可父母仍在。父亲那把刨子早已搁置，手指关节像老树根般虬结;母亲的眼睛花了，纳鞋底时穿针，总要费好大劲。

　　前几天又下了雨，我打电话回家，母亲接的，说家里雨不大，让我别惦记。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的叮嘱：“下雨路滑，开车慢些!”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了很久的雨。

　　忽然想起余光中先生《听听那冷雨》里的句子：“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我暗自庆幸，我的老屋还在，父母还在。那把咖啡色的“牛皮伞”早已不知所踪，可它曾为我撑起的那片晴天，却永远留在了我心里。

责任编辑：白子璐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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