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复旦大学从１９２７年秋季开始招收了女生，但当时的校长是不赞同男女同校的，直到晚年，这位校长仍坚持以为这是女子教育之弊，竭力提倡改良，念念不忘将女子教育专一为贤妻良母教育，以“培养儿童良善之基础”。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新闻晨报》推出特刊，发表了一系列纪念文章，其中一篇纪念的就是这位老校长的女子教育观，说是有其合理的一面，不无借鉴意义。有多家媒体转载了此文。
这位校长认为，现代女子，与往昔不同，得享与男子同等的高等教育，人类进化，男女同负其责，但女子有兼顾家庭之必要，若专重与男子相同之普通学科，则势必家务废弛，有顾此失彼之害。在近代史上，这种观点应该说有其明显的进步性。然而，作为媒体应该有其客观公正的分析。这位校长的话兼顾了男女、家国，实际上他是“顾男失女”、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性要治天下，就把家庭交给贤良的女性去“兼顾”。为了使女性心甘情愿、乐此不疲，他设计了一条越来越窄而又冠冕堂皇的思路：国家靠国民，国民靠幼时，幼时靠母亲，母亲靠女子教育，女子教育靠改良，改良就是放弃政治、科学等与男子相同的普通学科，专心培养贤妻良母。
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母亲治天下、母亲地位高于政治家，这样的事恐怕只有原始母系社会才有，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国民基本教育全赖母教、母教重于一切，也明显是不合逻辑的浮夸；既然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关系其一生事业，那也应该让母亲全面发展才是，而不应限于所谓“贤妻良母”；同时，父亲对子女的影响和责任也要兼顾，这才真正是“男女同负其责”，真正是“儿童良善之基础”。
如此“顾男失女”的女子教育观无疑是一种悖论，因而，作为媒体应该客观公正擦亮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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