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因为参加由陕西省妇联红凤工程办公室举办的社会性别与媒体的参与式培训，记者有幸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卜卫。
    她曾多次举办针对媒体的社会性别培训项目，希望通过这些培训鼓励媒体在保护妇女权益，争取男女平等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或许因为自己也是一名女性的原因，在翻看卜卫老师的简介中可以发现她的很多研究成果和社会活动都与争取妇女权益有着密切的关系。
    记者：在大众的观念中常常谈到男女有别，大家以为那是生理上的差别，那么这个 “别”，你还谈到了社会和文化给予的差别，希望你能解释一下。
    卜卫：生理性别指的是男性与女性与生俱来的在生理方面的差异，比如男人长胡子，女人可以生孩子等。社会性别指的是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特征，是在一定文化或社会建构的男性或女性的特征。比如，在大多数文化认为男人应该勇敢、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女人应该温柔、会照顾家庭等。这将影响女孩和男孩的社会行为。社会性别是可以改变的。现在有许多女人正在做所谓的适合男性的工作，比如飞行员、科学家、足球运动员，以及任何她们想做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不喜欢妇女这样做，认为她们应该留在家里照顾丈夫和孩子。女人做飞行员以及有人不同意她们这样做，就是社会性别，而不是生理性别。
    记者：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社会性别的？
    卜卫：社会性别不是一个男人和女人的代名词，不是简单的男人和女人的社会角色，它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结构，是表示权利关系的一种途径。它主要是指男女在社会方面的差异，就指的是男女两性由于生理差异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对男女两性的角色不同的期望，不同的要求和限制。
    记者：您今天要给我们讲的是媒介与社会性别，那么您认为在我们普通的大众媒介，他们是如何塑造女性形象的？
    卜卫：传统的看法是，公共领域指的是工作场所，法律、政治、经济知识以及文化等具有权利和权威性的生活层面。这样的一个生活层面，被视为男人当然的领域。而私人领域主要指的是家庭或者照顾孩子的场所，这样的领域被认为是最适合妇女的领域。在大众媒介中，男人经常被表现为公共领域的主角，女人经常被归为私人领域的主角，尽管在社会现实中，很多女人具有公共领域的角色。在这方面，媒介其实扭曲了现实。我们也注意到在一些高科技产品的广告中，女性大多是科技的旁观者，而男性是科技的主导者，尽管很多女性使用高科技技术。
    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有研究表明，女性每天平均用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要比男性多2至3个小时，但在很多时候大家并不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再例如，很多人认为生孩子并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很多女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她要生孩子，但却没有人承认她生孩子也是有社会价值的。女生往往因此被排除在劳动力之外。
    再例如，在男女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的报道中，我们的很多媒体将新闻的落脚点放到了男性找不到老婆上面，在标题的制作中大多采用 “若干年后中国会出现数百万个单身汉”这样的标题。比如在很多的对成功女性的报道中，记者肯定要提问，你事业上这么成功，那么你还是不是一个好妻子？那么很多女性会自然而然地谈到自己歉疚，比如对丈夫照顾得不够多，对孩子照顾得不够多或者家务承担得不够多，或者觉得歉疚让丈夫也承担了家务等等。比如我们最熟悉的女性如何要漂亮，女性如何要瘦身，实际上这是一种男权文化对女性心理和身体的一种控制，就是我们的身体不再是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身体，要用男性的眼光来看我们是不是合乎标准。那么标准是非常单一的，就是所谓的西方模特那样一种标准。比如你一定要长得高个，身材很好，那么很多广告它直接就写了，它特别强调女性被观赏性。那么对两性形象我可以有一个总结，就在大众媒介中，媒介推崇的是典型的男人和典型的女人。而女性附属于男性，媒介在女性私领域化以及将有关妇女权益的公共问题私领域化，在这方面它是非常一致的。
    记者：在很多人的观念中都认为女权主义者就是希望女性能够当家作主或者说是与男性夺权的一种表现，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
    卜卫：现在很多人将“女权”看作是一个贬义词，好像女权者都特别凶，是希望从男性那里得到权利的一种象征。其实女权有很多的流派，当然也有比较激进的，大家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女权主义不是一个整体，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就我的理解而言，女权的意思不是将男性的权利夺过来，也不是反过来压迫男性，而是一种权利和资源的分享，是父权社会把应有的权利还给妇女，而不是一种彼此压迫。
    记者：那么您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吗？
    卜卫：这要看如何界定女权主义。我刚才说了，有很多女权主义流派。我个人认为，第一，我看到了现实中两性的不平等；第二，我认为这种不平等应该改变；第三，我愿意通过参与这种改变，通过妇女运动促进性别平等。如果这样定义女权主义者，那么，我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