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大学时，我就读的西北大学与当时的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后改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电”）相距不远，因此求学期间及工作以后去过该校多次，对其发展历程有所了解。但说实话，对它的红色源头知之甚少，读了《长征路上办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长征》才认识到，这是一所底蕴深厚、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红色院校。

　　《长征路上办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长征》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推出的一部力作。作者秦明没有复述宏大的战役叙事，而是将镜头对准长征途中一支特殊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师生，回答了一个长期被忽略、也是笔者看到书名时产生的疑问：在敌人围追堵截的境况下，怎么可能坚持办学?当一支军队濒临绝境时，它的“课堂”何以能够不中断?无线通信如何成为红军漫漫长征中的顺风耳和千里眼?

　　这本书的思想价值，首先在于它填补了长征叙事中的一处空白：少有作品从教育视角书写长征。该书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以下简称“通校”）师生坚持在长征路上办学的真实历史。全书详细记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师生跟随中央红军，在突破湘江、夜行军老山界、爬雪山过草地等艰难时刻坚持学习的历史瞬间。这是一部严肃扎实的历史作品，系统呈现长征中鲜为人知的教育故事，生动展现红军战士在炮火中刻苦钻研电台技术、矢志报国的动人事迹，进一步印证了“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论断。

　　其次，该书的思想价值在于它选取了一个容易被战斗叙事遮蔽的视角：长征不仅是一次战略转移，也是一次教育火种的极限存续。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师生“把课堂安在行军路上，把教具驮在马背上，把考场摆在战斗前线上”。没有教室，大树底下就是课堂；没有纸笔，竹管套着铅笔头继续写；翻山途中用脑记口传练习收发报，捡拾弹片刻上电码模拟发报；通信团政委伍云甫坚持撰写长征日记；通信团团长王诤随身携带的《高等数学》一路伴随走完长征路。这些细节传递出一个核心认识：技术教育在红军队伍中从来不是“点缀”，而是生存与作战的重要保障。

　　更深一层，这本书揭示了一种独特的“办学底色”：在资源极度匮乏、生存压力空前严峻的情境下仍然坚持教学，彰显出这支队伍对“为何而战”的清醒自觉。办学，在这里成为信仰的生动实践——知识不是奢侈品，而是保障革命运转的“神经”。

　　该书最突出的写作特点是以物证史、以细见大。全书没有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抽象颂扬，而是依托作者在档案史料研究方面的优势，将“半部电台”、竹管铅笔头、刻有电码的弹片、米汤制作的蜡纸等文物物证推向前台。这些物件本身不承载宏大论断，但它们串联起来的真实过往，比任何修辞都更有力量，诠释着“长征路上办学”的千钧分量。

　　其次，全书在“严谨”与“可读”之间保持了很好的平衡。据悉，书稿经过权威审定，史实根基扎实，同时兼具政治性与通俗性。书中大量参考引用长征亲历者回忆，用亲历者视角还原场景，没有堆砌枯燥档案编号。这种写法，让一本校史著作拥有了超越校园读者群体的感染力。此外，书名本身自带叙事张力：“长征”与“办学”并置，引导读者关注这段真实存在、却常常被忽略的并行历程。

　　这本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首先落在一个十分具体的命题上：红色校史如何真正“活”在立德树人中，而不是停留在展板文字上。西电将这本书承载的校史资源融入思政课和课程思政建设，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明确提出要“深挖校史红色富矿”“用好校史馆等载体”。这意味着“长征路上办学”正在从一段被讲述的历史，转化为可用于育人的鲜活素材，回应青年学生一个根本性追问：我所学的技术，究竟为了什么。

　　其次，这本书为理解“新时代长征路”提供了有历史厚度的参照。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在没有现成路径的艰难处境中独立自主开辟新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师生在炮火中钻研电台技术，于封锁之中打通革命的信息命脉；今天西电传承“信息报国”办学底色，向着电子信息领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当代使命接续奋进。从“半部电台”起步到支撑大国重器研发，时代场景已然变迁，但技术自立与家国命运紧紧相连的脉络始终未变。

　　最后，这本书的现实启示还在于，它给出了关于“教育韧性”的朴素标尺。一支队伍在长征途中依然坚持开课，本身就用行动回答了什么是不可放弃的追求。在高等教育容易受到功利化倾向干扰的当下，这一标尺颇具警醒价值：真正决定一所大学精神底色的，未必是顺境中新增多少指标，而是困境之中它选择坚守什么。

　　另外，该书装帧设计也颇具特色，封面封底以红色为主色调，封面上半部配有国画《长征路上办学》，画面里通校学员背着发报机跋山涉水，边走边认读前方战士背上小黑板上的字符。书中配有19幅历史照片、图表，图文并茂，兼具可读性与史料价值。（王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