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才

　　我与崔叔相差三十岁。相识时，崔叔是警校教师，身着橄榄绿警服，戴一副眼镜，儒雅中透着威武;我则是初出茅庐的青涩农家小子，涉世未深。就是这样两个身份、阅历悬殊的人，竟一见如故，结为一生挚友。

　　初到省城，经熟人介绍，我在监狱管理局(当时称劳改局)家属院做勤杂工，兼顾保安与保洁职责。每日上午，我清扫院落、倾倒垃圾、清理旱厕、摆放自行车，一上午便匆匆过去。因要看门不便走动，午后及晚饭后，我便在门房随意练习写字——未曾正规临帖，不过是凭兴趣打发时光。崔叔常利用业余时间来门房看我写字、闲谈，他身形魁梧却慈眉善目、言语谦和，让我倍感亲切。交谈中得知，崔叔是部队转业干部，曾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任连队政治指导员。谈及部队经历，他兴致盎然，尤其说起骑马挎枪在雪域高原执勤的过往，我心中满是羡慕，参军的种子也悄悄在心底扎根。崔叔的闲谈看似随意，实则饱含关切与人生指引，彼时懵懂未解，如今想来，那些话语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后来，我辞去家属院工作，恰逢警校基建，便在工地做建筑小工，干着搬砖、搅拌混凝土等体力活。这份工作只管劳作不包食宿，我一度陷入窘迫。崔叔主动伸出援手，将自己的宿舍让给我住，还看穿我的局促安慰我安心居住，自己则每日骑车往返上下班。此外，他还给我一沓饭票，让我在食堂就餐，彻底解决了我的食宿难题。那段时间，我干着繁重体力活，却能享受与警校干部同等的食宿待遇，至今想来仍格外珍贵。

　　崔叔在教学之余，还深耕罪犯心理学研究。为报答他的相助，我便发挥写字的长处，帮他誊写研究文稿。崔叔出身农村，是家族第一代走出乡村的人，家中有三个孩子，长子与我同龄，家境并不宽裕，可他对我的接济，纯粹源于心底的善心。

　　在省城做临时工的日子前途渺茫，我决心参军入伍，崔叔十分支持。告别省城返回陕北报名时，崔叔坚持带我去莲湖路照相馆合影留念。那天他身着整齐的警服，与我并肩而坐，还特意叮嘱我在照片上注明“西安留念”。这张照片我珍藏至今，亲友见了都误以为崔叔是我的至亲。

　　后来，我从部队探亲途经省城，总会专程看望崔叔。时光荏苒，曾经意气风发的他日渐消瘦、脊背佝偻，不复往日魁梧。有一次在他家楼下见到他，他拄着拐杖、步履蹒跚，我竟一时难以辨认。我由衷期盼岁月能对他温柔以待。

　　再后来，我也在省城安家，与崔叔联系愈发密切。每次见面，他都会语重心长地鼓励、鞭策我，让我始终保持向上向善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长久情谊，未必需要物质馈赠或职位扶持。我最感激的，是他在我穷困潦倒时伸出援手;最感恩的，是他作为长者为我廓清迷雾、给予前行动力;最庆幸的，是拥有这样一位忘年交。我们之所以一见如故，大抵是两颗向善的心彼此吸引——无关年龄、血缘与身份，这份真情，正是当今社会最稀缺宝贵的。

　　岁月绵长，愿崔叔福寿安康;时代变迁，愿这份真情永续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