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治

　　敦煌，被称为“人类的敦煌”。近百年来，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旅游越来越火，因为这里积淀着太过厚重的文化遗存。莫高窟、藏经洞、汉长城、阳关、玉门关、悬泉置遗址，以及渥洼池、月牙泉等自然与人文景观，让敦煌成为当之无愧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如学者姜亮夫所说：“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在敦煌，它为什么不至贵?”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甘肃省的一个县级市，地处沙漠戈壁环抱之中的一片绿洲。古代西域泛指敦煌以西的广袤地区，而敦煌正是商队和使团东来西往的必经之地，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

张骞凿空，汉唐都会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余人出使西域，历时十三年，归来时仅剩他与向导甘父二人。这次出使虽未能达成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的使命，却带回了大量西域见闻，实地勘察了东西交通要道，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书写了中西交通史上光辉的第一页。如今学者多认为，“敦煌”是少数民族语言的译音。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军击败匈奴。张骞再次建议出使西域，联合乌孙以巩固战果。汉武帝拜他为中郎将，第二次出使。这次使团规模庞大，有三百余人、上万头牛羊，携带大量金币和丝绸。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回到长安，第二年去世。此后，中西交往日益频繁，“使者相望于道”，中国的丝绸、物产与文化不断传向西方，西方的物产与文化也传入中国。中国、印度、西亚和希腊罗马四大古代文明由此有了直接的交流与影响，敦煌逐渐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

　　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焉”，设立敦煌郡，辖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县，并在长城沿线设置玉门、阳关、宜禾、中部四个都尉，保障丝路畅通。到西汉末年，敦煌已有11000余户、38000余人，从少数民族聚集区发展为以汉族为主体、农耕为主的地区，生产力大幅提高。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朝廷在轮台乌垒城设置西域都护府。后来西域副校尉常驻敦煌，敦煌成为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班超任西域都护时，丝路二次畅通，敦煌聚集了大批商人，逐步发展为著名的商业城市，史书盛赞其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世族守望，莫高千年

　　敦煌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世族力量的长期延续。从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内地移民迁入开始，索、阴、张、翟、李、令狐、汜等姓世族，成为中国历史上同一地区延续最久的家族(山东曲阜孔家除外)。学者史苇湘认为，这些世族是封建社会及其制度、文化在中国西部最坚定的捍卫者，也是莫高窟能够延续千年营造的重要社会力量。

　　东汉名将张奂，生于敦煌，文武双全。他的长子张芝，以草书闻名于世。“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典故，就出自张芝刻苦练字的故事。张芝墨池遗址，在今敦煌西大桥西南约500米处。他的草书“一笔而成，气韵贯通，造诣极高”，被后世尊为“草圣”。

　　翟氏家族同样显赫，历经九代，始终有人担任州学博士。莫高窟第220窟，就是浔阳翟氏的家窟。窟中保存有归义军时期翟奉达的题名、画像、发愿文和家谱。敦煌遗书中，既有翟奉达抄写的佛经，也有他写的诗。他还长期主持敦煌历日的编写工作，在35年间，共主持编写了6部历日。

佛光西来，万教共融

　　佛教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而东渐。敦煌“地接西域”，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西晋僧人竺法护，世居敦煌，八岁出家，游学西域，后在敦煌、长安译经，先后译出150余部、300余卷经典，被称为“敦煌菩萨”。前秦吕光从龟兹迎请高僧鸠摩罗什，途经敦煌时，罗什所骑白马死去，遂葬马建塔，即今日仍屹立于党河西岸的白马塔。

　　清道光二十四年重建的白马塔，至今屹立在敦煌党河西岸。佛教崇尚平和、宽容、自律、慈悲、报恩的思想，与中国的儒、道思想相结合，实现了“中国化”。它提倡“众生平等”“孝为戒先”“净化心灵”“圆融养心”，丰富了中国哲学、文学与艺术，影响了中国的建筑、雕塑和绘画。古代敦煌的佛教更加世俗化，注重人生功利、入世合俗，诸宗共容，贴近现实，重信轻戒，允许僧人饮酒吃肉、娶妻生子、从政从军——这些情况在敦煌遗书中都有记载。

　　敦煌几乎容得下一切宗教。除了佛教寺院，还有儒家的孔庙、道教的神观、拜火教的袄祠、基督教的大秦寺，以及地方上的风伯祠、雨神庙、土地祠，似乎只要是神，人们都敬畏信奉。不到两平方公里的敦煌县城，1949年前竟有文庙、大佛寺、西云观、财神庙、马王庙、火神庙等近二十座庙宇，农村更是庙宇遍布，这在全国都属少见。

　　敦煌莫高窟艺术，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在宗教信仰与意识交织中的结晶。一千六百多年来，敦煌先后经历过汉、鲜卑、吐蕃、西夏、蒙古、满族等各民族政权的统治。各族人民都在这里修建过石窟，留下了风格各异的壁画和彩塑。这些作品表现了不同宗派的佛教信仰、各具特色的艺术爱好和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多民族在艺术上互相影响、互相学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审美心理。这正是中国各民族源远流长、互依互存历史的重要标志。

　　藏经洞发现的遗书中，保存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吐蕃文(古藏文)8000多件，回鹘文50多件，于阗文30多件，粟特文20多件，还有数件梵文佛教典籍。西汉以来，大批粟特人往来于敦煌及其他丝路城镇，唐宋时还在敦煌建立了名为“从化乡”的村落。这些遗存都是古代文化交融共进的实证。

遗书宝藏，丝路启示

　　敦煌遗书发现后，大部分被骗购流散至世界各地。目前收藏于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美国等十几个国家。敦煌遗书收藏的国际性，使研究自然而然地成为国际性学问。敦煌学的诞生，正源于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及其他古代遗址遗物的重大发现。这些深厚广泛的遗存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是敦煌学的源泉。

　　1990年，在敦煌东面瓜敦公路发现的悬泉置遗址，是汉晋时期的邮驿机构。这里发掘出简牍23000多枚，以及生产生活用具、兵器车马配件等。从文书档案中可以看到，当时往来于汉朝的有若羌、楼兰、于阗、莎车、疏勒、乌兹、康居等国的使臣和商旅。其中一枚汉简记载了于阗王及西域诸国使者一行返国的接待通知：“(前略)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发禄福。度用庚寅到源泉。”使团多达1074人，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实属惊人。东西交流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无论是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还是求法取经的法显、玄奘，以及汉唐王朝在敦煌设郡置关、开凿石窟的先民，他们留在敦煌的有形与无形遗产，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这些人和事所蕴含的精神与意志，永远激励着后人奋发图强，向着文明和进步前进。

　　丝路兴则敦煌兴，丝路衰则敦煌衰。商贸交流能促进经济繁荣，而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吸收与互鉴，更能推动文明进步。

　　演员表演芭蕾舞剧《写意敦煌》。

　　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