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陕西省文物局组织召开“咸阳洪渎原墓葬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华商报记者从会上获悉：2020年6月至2021年11月，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洪渎原发掘了从战国至明清3648座古墓葬，时代延续长达2200余年，特别是发现了中古时期系列家族墓园，隋唐高等级墓葬普遍设置围沟兆域并夯筑封土。

　　考古专家分析认为，这种丧葬礼制上的延续和变化，体现了古人在地下世界凝聚家族合力从而延续至现实世界的期许，是中古门阀观念的物化体现，同时也是奉亲尽孝、乡土思想、法律制度等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延续。

　　发掘了3648座古墓葬

　　其中有一座战国晚期王陵

　　据该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明介绍，去年6月至今年11月，在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和北杜街道发掘了战国、两汉、西晋、十六国、北朝、隋、唐、宋、明、清古墓葬3648座，墓葬时代延续长达2200余年。

　　发掘地点位于汉、唐长安城北的“洪渎原”墓地，是这个时期除陪葬帝陵外等级最高的墓地，埋葬的墓主多数系皇亲国戚、高官显贵，并见诸史籍；已发掘的中大型墓葬占比大，纪年墓葬数量多，出土文物丰富。

　　在发掘中，共发现战国晚期王陵（王后陵）及其陪葬墓地1处、西汉早期墓地1处、东汉家族墓地12处、西晋家族墓地3处、十六国家族墓地3处、十六国至隋代公共墓地1处、北朝隋唐墓园77座及大量的宋明清平民墓葬，出土文物16000余件（组）。目前发掘工作仍在持续开展中。

　　发现北朝隋唐中高等级墓葬的布局方式和发展脉络

　　李明介绍，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对咸阳机场的两次发掘中，发现了一批北周、隋、唐高等级墓葬，但未见有围沟兆域的相关报道。

　　1999-2000年，咸阳机场第一次扩建时，勘探发现北周冀国公宇文通墓和北周冀国太夫人乌六浑显玉墓各自有独立的围沟兆域，当时并未对围沟进行全面揭露。

　　2008-2011年，咸阳机场二期扩建时，发掘了一批有围沟兆域的北朝隋唐墓，如隋鹿善暨妻刘氏墓、隋元威夫妇墓、唐驸马都尉执失思力墓等。

　　此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北朝隋唐中高等级墓葬的围沟、封土、石刻等地面建筑及其布局方式和发展脉络，使考古发现和发掘资料尽可能发挥整体化优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咸阳洪渎原在战国和西汉时期流行“集中公墓”，即居民在一处大型墓地内集中安葬。东汉、西晋、十六国时期，流行成排分布的家族墓地，即家族成员以家庭墓葬为单位有规律地集中葬于一处家族墓地内，不设围沟兆域，相互之间以地域空间作为分隔。西蒋（即西蒋村）十六国至隋代墓地密集分布有65座墓葬，虽然没有经过集中规划，但未见打破关系。

　　以围沟兆域为特征的墓园规划整齐

　　使用时间跨越历史朝代延续数百年

　　李明介绍，咸阳洪渎原北朝隋唐墓葬中以墓园最具特色，目前已发现北朝隋唐墓园77座，其中有纪年的23座，显示出围沟兆域和家族墓园在隋唐时期高等级墓葬中的重要地位。这些以围沟兆域为特征的墓园规划整齐、互不影响，由单人墓葬、夫妇合葬或夫妇同茔异穴合葬发展为子祔父葬，直至孙辈归葬祖茔，墓地使用时间甚至跨越历史朝代而延续数百年。这种丧葬礼制上的延续和变化，体现了古人在地下世界凝聚家族合力从而延续至现实世界的期许，是中古门阀观念的物化体现，同时也是奉亲尽孝、乡土思想、法律制度等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延续。

　　墓园内1座墓葬的居多，单墓围沟墓园从北朝晚期延续到中晚唐，是围沟兆域墓最常见的形式。

　　墓园内外有多座家族成员墓葬，且类型丰富，则是这次发掘所获的全新发现。一般来说，墓园内并列2座同时代墓葬的，应为夫妇异穴合葬。墓园内有2座以上墓葬的，为子孙祔父、祖葬。但还有一种非常罕见的特例——唐东阳郡主墓与其夫王千龄墓分别位于墓园内外。东阳郡主是唐玄宗废太子李瑛之女，8岁丧父，33岁被唐代宗封为郡主，下嫁京兆府户曹参军王千龄。东阳郡主的墓园规模低于她从一品命妇的身份，只相当于四至五品官员的级别，且墓葬位置明显偏西，预留的空位很大概率是留给王千龄的。王千龄的葬礼系后妻弘农县君杨氏所安排，她可能不希望王与东阳郡主合葬，所以将王千龄墓安置在郡主墓园外以东约60米，以便自己将来与丈夫合葬。

　　墓主身份普遍较高，蕴含的信息量巨大

　　足以书写半部北朝隋唐史

　　李明介绍，限于条件，以往在隋唐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对于围沟兆域所形成的“墓田”和封土的等级制度的了解还停留在文献层面，对于北朝隋唐家族墓园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此次考古发掘中，重点关注围沟和封土的分布，发现至少在洪渎原，隋唐高等级墓葬普遍设置围沟兆域并夯筑封土，围沟内1-7座墓葬皆有发现，夫妇同穴合葬、夫妇异穴合葬、父子合葬、祖孙合葬、数代家族成员合葬等形式皆备，这是考古学界在此次发掘之前完全不掌握的隋唐家族墓葬或家庭墓葬的格局分布形制。

　　结合近年来在洪渎原发现的北周豆卢恩家族墓园（墓园内埋葬祖孙三代4座北周墓）、隋王韶家族墓园（墓园内埋葬祖孙三代7座隋墓）、唐苏同家族墓园（墓园内埋葬父子两代3座唐墓）等北朝隋唐家族墓园，可以形成完整的中古时期家族墓园的发展序列和类型特征，为北朝隋唐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对于推动该时期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李明说，如果将洪渎原墓葬整体纳入两千二百年的历史时期古代墓葬发展体系，那么它实际上是一处“集中公墓”，它集中的是秦咸阳城、西汉至北周长安城、隋唐长安城、宋代以后的咸阳城及其周边县城居民的墓葬。由于地处京畿，墓主身份普遍较高，所以洪渎原墓葬是研究中古时代墓葬制度的极佳标本，对于构建中国古代墓葬的考古学体系框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另外，此次发掘所获丰富的资料，其蕴含的巨大信息量足以书写半部北朝隋唐史。

　　专家点评

　　这次考古发现起到证经补史的作用

　　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认为，通过洪渎原墓地的发掘，完整展现了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期的家族墓地的发展演变过程，学术意义非常重大。从考古发掘来讲，为什么这次发现了这么多目标？我们在田野考古理念上发生了一个改变：即便它是一个墓葬，也要把它当成遗址来发掘。这么大范围的揭示出来这么长时段延续下来的墓园结构，这是第一次。

　　另外唐代有墓田制度，《丧葬令》和《大唐开元礼》对墓田是有严格规定的，从一品到五品，它是从方九十步、方八十步、方七十步、方六十步逐级减小的。到了六品以下，规模一下就减到方二十步。

　　但从这次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也有跟制度不相合的，有或者低于这个制度的，或者高于这个制度的，在制度的执行上并不是很严格。这些过去只是在文献上有记载。实际上历史学界过去对唐代的墓田是很关注的，但基本上依照的是文献。我们现在是从考古学上找出来和《丧葬令》和《大唐开元礼》的参照，这也说明，考古对证史补史具有重要作用。

　　实际唐代对墓田不但规定了规模，也彰显了当时私人墓田的不可侵犯。唐律规定：“诸盗耕人墓田,杖一百。”你耕地耕到人家墓田里边，就是围沟里面，那要打一百杖。所以墓田别人是不能随便损坏的，损坏了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所以尽管这些墓葬有些是跨代的，从北周到隋到初唐，但墓田的排列井水不犯河水，排得非常整齐。这也说明了唐律里边规定的不能伤及别人墓田这种做法，在前代也应该都是有的。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冉万里说，这批墓葬的时间跨度非常长，但从战国到隋唐是它的核心时期。这个时期，关中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而洪渎原这些墓葬刚好在汉长安城和隋唐长安城的西北方向。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本次考古发掘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很多少数民族的名字，这是当时民族关系融合的典型反映。此外在学术研究层面还起到了证经补史的作用，比如不仅纠正了文献上关于宇文韪名字的错误，还出现了“太仪”（注：公主的生母）这样的称谓，以前听都没听过。

　　“洪渎原”发现了哪些名人墓？

　　唐玄宗表弟窦沔、唐高祖李渊亲信张虔威……

　　在杨全节墓中发现了出入皇宫的门禁凭证铜鱼符

　　“洪渎原”墓地这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哪些历史名人的墓地？

　　北周开府仪同大将军宇文韪的名字

　　曾被误记为“题”

　　李明介绍，在“洪渎原”墓地，互有亲属关系、归葬祖茔且数代人物墓葬的例子不胜枚举。

　　如北周宇文韪墓系4天井前后室土洞墓，居于墓园南部正中。宇文韪本姓周，西魏尚书右仆射（púyè）、司空周惠达之子，北周开府仪同大将军、文安县公，《周书·周惠达传》将其名误记为“题”。《咸阳县志》记载周惠达墓有神道碑，庾信撰文，早佚，亦葬于洪渎原。宇文韪姐宇文宣华与夫济北郡公拓拔迪亦合葬于洪渎原，该墓已发掘。

　　隋修北周梁（tái）墓系4天井单室土洞墓，带有封土。梁是北周敷州刺史、中部郡开国公，葬于隋开皇二年（582年），随葬北周器物。史书说他“莅民处政，尤以仁爱为心。不过识千余字，口占书启，辞意可观。年过六十，犹能被甲跨马，足不蹑镫。驰射弋猎，矢不虚发。”他的墓志盖上罗列了他的11个儿子和16个孙子的名字和官职。

　　杨盛是北魏司空、襄城贞襄公杨腾元之子，西魏文帝元宝炬的表弟，在北周任开府、龙州刺史、襄城县公。杨盛夫人李氏是隋德广郡公李和之女，开皇十五年（595年）合葬于泾阳县奉贤乡洪渎川。

　　羽真琳即高琳，赵表即赵文表，梁 即梁台，杨义臣原姓尉迟，这些武将在《周书》《北史》中都有传记。

　　唐独孤客师、窦沔、康善达、张虔威

　　家族墓均葬于此处

　　唐独孤客师墓系5天井土洞墓，居于“凸”字形墓园中部略偏西。独孤客师是独孤罗之孙，唐任右卫翊二府中郎将。他的曾祖独孤信、祖父独孤罗、祖母贺若突厥皆葬于洪渎原，墓葬已发掘。

　　窦沔是豳国公窦孝谌之孙、毕国公窦希瓘之子、唐玄宗表弟，窦孝谌夫妇墓和窦希瓘墓于2009年发掘。

　　唐康善达墓是一座带封土的5天井砖室壁画墓，位于“凸”字形围沟兆域正中。康善达任咸阳监，家住原州（今宁夏固原），是初唐时代的马政官员。墓道壁画所绘的驯马、牵驼者皆为胡人形象，或许与墓主人的族属和生前生活经历有关。

　　北周若口引德墓园南北长153米，宽108米，若口引德墓居中，系2天井单室土洞墓。其西北侧另有一座规模相近的墓葬，随葬组玉佩，墓主应为男性品官。按照家族墓园中晚辈向北侧安葬的规律推断，此墓墓主应系若口引德之子。若口引德原姓寇，任北周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大都督、灵州刺史，封博昌县侯。若口引德墓园也是继北周豆卢恩家族墓园之后考古发现的第二座北周时代的多墓葬家族墓园。

　　唐张虔威墓家族墓园居中的是并列的2座5天井土洞墓，共用一座封土。张虔威墓居西侧，下葬于武德九年（626年），随葬器物完全是隋代风格。从墓志文叙述来看，张虔威从武德二年起一直担任中央宿卫军府长官右武候将军，可见是唐高祖李渊的亲信。墓志文专门提及张虔威之死“天子震伤，储君悼惜，赙赐之隆，有加恒数。”此“储君”即当时的太子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前一年，身为高祖亲信且系太子一党的张虔威，在担任中央禁军长官的同时兼任中央财政长官太府卿。墓园内的另3座偏北分布的墓葬系盛唐时代，墓主应系张虔威子孙辈人物。

　　在杨全节墓中发现了出入皇宫的门禁凭证铜鱼符

　　杨全节是武皇后的外表兄，任太子左内率，很可能是武皇后监视太子李弘的眼线。他的两个孙女，一个嫁给唐玄宗李隆基，生了唐肃宗，被追封为元献皇后；一个嫁给唐中宗的太子李重俊，是为节愍太子妃，可见杨氏家族在唐高宗和武周朝的外戚地位。杨氏家族从北周傥（tǎng）城公杨绍起就葬于洪渎原，隋唐以后子孙祔（fù）葬，各自规划墓园，形成了庞大的洪渎原杨氏家族墓地，延续数百年。武则天母亲杨氏（杨全节姑母）顺陵即位于杨全节家族墓园东北2.6千米，也是杨氏在生前要求归葬其父杨达祖茔。杨全节墓园在最初是以杨全节墓为中心形成的夫妇异穴合葬墓园，南北长104.5米、宽80.5米，面积约合唐代方62步，恰好对应唐开元以前四品官员的墓田面积规定；65年之后其幼子易州别驾杨知什夫妇同穴合葬于墓园内东侧；因墓园内空间有限，90年之后其孙右卫大将军杨幼玉夫妇合葬于墓园外东北35米处；119年之后，其曾孙太子典设郎杨懔夫妇合葬于墓园外东北处200米处。出土的系列墓志皆言归葬先人旧茔，且世代赠官，显示了杨氏家族数百年持续维护家族凝聚力和政治地位的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杨全节墓出土的左内率铜鱼符，是他当年出入皇宫的门禁凭证，十分罕见。按照唐代制度，不刻姓名的鱼符离任需要上交，杨全节墓随葬实用鱼符可能与武则天的特殊恩宠有关。

　　成任墓地出土中国最早的金铜佛像

　　系本土工艺铸造

　　李明在发布会上介绍，2021年5月，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成任村东南发掘了一处东汉家族墓地，墓地南距汉长安城遗址约15.7千米，东南距安陵约7.8千米，东汉时属于司隶校尉部右扶风安陵县境。在M3015墓室内出土2尊金铜佛像，为东汉晚期遗物。

　　家族墓地中的6座墓葬形制规模相近，坐西向东，南北并列分布，间距15-20米，均为斜坡墓道洞室墓。2尊金铜佛像出土于主墓室西北角的地面。

　　一件为释迦牟尼立像，小肉髻，顶部较平，身穿通肩袈裟，衣纹从左肩向右肩呈放射状分布，衣纹波谷在右胸和右臂之间。左手屈肘上举，持袈裟一角；右手上举施无畏印（手部残）。跣足立于覆莲座上。通高10.5厘米、台座底径4.7厘米。另一件为铜五尊佛像，呈片状，通高15.8厘米、宽6.4厘米，正面浮雕坐佛五尊，小肉髻，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双手作禅定印，屈肘部分可见圆土棱状衣文身后有桃形首光与背光。佛像的肉髻、面相、着衣方式、衣纹等都具有典型的犍陀罗造像风格。材质分析的初步结果，2尊佛像均为铜锡铅合金，制作工艺为范铸。经专家研判认定，成任墓地出土的这2尊佛像，系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金铜佛像。根据佛像造型特征、制作工艺分析和金属成分检测的初步结果，可以认定系本土制作的具有犍陀罗风格的金铜佛像。这2尊金铜佛像的出土，对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及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东汉墓的随葬器物以陶器和釉陶器为主，另有少量铜器、铅马具等。陶器有罐、壶、瓶，案、盘、耳杯、勺，井、仓、灶等；陶动物有鸡、鸭、狗、猪；铜器主要是铜钱、铜镜、弩机、削等。随葬器物具有东汉晚期的典型特征。

　　M3019出土朱书陶罐铭文纪年为“延熹元年十一月廿四日”（158年），可以作为这处家族墓地下葬时间的标尺。墓地的主人应系左近东汉安陵县或长安县的中级官员或地主，具有一定的家族势力或经济实力。

　　专家点评

　　佛教从开始传入到中国

　　就服从于中国人的一系列观念

　　在点评该考古发现的意义与价值时，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冉万里表示：这两尊佛像，出土于东汉晚期的一个家族墓葬里面，而且有可供参考的明确的纪年“延熹元年”，即公元158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很少能看到有确切纪年的与佛像有对应关系的墓葬，大概知道是从东汉到三国时期。

　　在这两尊佛教造像发现之前，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的金铜佛教造像最早不超过东晋十六国时期，认为这是上限。这次发现不论从这个时间段，还是从分布区域上都突破了这个观念，至少可以认为从东汉晚期开始，中国已经开始有金铜佛教造像了，突破了以往的认识局限。

　　从这个造像特别是从立佛像来看，它的犍陀罗风格表现的特别明显。不论是犍陀罗的雕像，还是秣菟罗的都是这么个特征，所以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佛教产生很早，大概在公元前6世纪，但佛像产生很晚，大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现在全世界所知道的佛像的发源地有两个，一个是犍陀罗，一个是秣菟罗。佛教传到中国的时间有好多种说法，比较流行的是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还有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这两种说法不管采用哪一种说法都没关系，如果采用后一种说法，就是说佛教传入中国不足百年的时候，在公元2世纪后半叶，佛教造像中的佛像创造出来不久，佛像就来到了中国。也就是说，中国佛教造像的发展和世界佛教造像发源地的犍陀罗和秣菟罗虽然有一点点时间差，但间隔时间非常短，几乎是同步的。它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到中原北方地区的。

　　而且这些造像是独立的、可移动的，没有附属于其他器物之上，说明在公元2世纪后半叶在长安已经开始出现了信仰佛教的人群，出现了最早的独立的可供奉的金铜佛像。

　　佛像能够进入到墓葬里边，说明墓主人生前信仰佛教，死后还想继续信仰佛教。墓主人的这种行为反过来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他遵从了“事死如生”的中国传统。也就是说，佛教从开始传入到中国，就服从于中国人包括丧葬在内的一系列观念，为以后佛教以及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不论是佛教本身，还是佛教造像艺术，两者一开始就遵循了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越来越中国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此也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 摄影 邓小卫（文物照片除署名外均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