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

踏着路边的残雪，我蓦地意识到，抱负固然可以自生，但没有时势，它却难免会自灭。

1977年，我高中毕业。走出长安杜陵中学的铁门，顿觉茫然。黄土从脚下延伸，一方通向秦岭，一方通向毛乌素沙漠，我不禁自问：下来的人生怎么办？

我的美梦是：一边在生产队劳动一边写作，或争取推荐上大学，以便经历一番深造而写作。总之，已经有了当作家的理想。不过我仍很茫然，尤其夏天的蝉鸣，它一声长一声短地增加了一个农村青年的烦躁。

到了秋天，神州骤传恢复高考的消息。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参加高考，不用经过推荐上大学了。此乃天下士子和女子的惠风，何不乘风向上呢？

我立即埋头学习，并夹杂在老青年与小青年之中，参加惊世骇俗的1977年冬日的高考。可惜我过去并未从教科书中收获多少知识，当然落榜。幸运的是，改革开放启动了，不仅高考成为一项制度，而且百废待兴，我虽在乡下，何愁之有？因为我遇到了更强劲和更舒畅的惠风。

应该赶快交代一下：1978年我又参加了高考，遗憾再次落榜，到了1979年，我才进入陕西师范大学。我意欲读中文系，不过政治教育系录取了我。无妨，我可以读自己的专业，也可以写作，以实现当作家的理想。

基于一批陕西作家的帮助，毕业以后，我成为一位文学编辑。审稿，改稿，会晤作家，交流对文学的认识，如此气氛显然利于我的写作。这是1984年，颇有春风得意之感。我始终未忘当年帮助过我的那些作家，他们是刘路、路遥、贾平凹、白描、刘成章。此情珍贵，价值连城。

我在大学就发表了一些散文，不过是小试锋芒而已，有的可谓无病呻吟。我性情执着，一旦选择了散文，便要坚持到底，以得成果。有一个阶段，我既不满意流行的作品，也不满意自己的作品，然而究竟如何才能在艺术上有所突破，又不是十分清楚。左冲右闯，大道不见，遂有数岁的彷徨和苦闷。

199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金平先生约稿，希望我以一部散文集进入中国西部文学丛书之列。这是货真价实的鼓励，我感谢金平先生。然而我的散文以何面目呈现于丛书，颇费思量。随意写作，即使是有感而发，都可能流入常俗，不可为也。

我想到了关中。是的，关中！这里的历史地理，没有一天且没有一寸不蕴藏着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创造，我为什么不在20世纪，不在改革开放的日子，予以叙述呢！

灵感勃然而发，给了我按捺不住的动力和激情。上太白，攀华山，观察渭水及其两岸支流，追踪蓝田人，在半坡探讨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和信仰，一个一个地登临王朝留下的帝陵，究其成败和兴衰，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分析刘邦项羽之性格，北至萧关，南到武关，西行散关，东往潼关。不管是春还是秋，我风尘仆仆，早出晚归。那时候，旅馆很少，餐馆很少，每一次出门，我都带着馒头或面包，偶尔也会带一个烧鸡。每当完成一个遗址的观察和体验，便欣然回家。我去的地方多是人迹罕至的，并非没有危险，所以每一次出门我都要祈祷，以盼平安回家。

1990年至1992年，我走遍了关中，不仅获得了一批散文，还开阔了胸襟，升华了灵魂。祖先在关中的生存和发展，他们的艰辛、坚韧和智慧，尤其是他们的苦难，无不给了我深刻的启示。这个过程，确实彻底改变了我。

这批散文，我结为一集，1994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几年，我扩充此书，增加了长安文化论的作品，并在201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长安叙述的发轫。

此间我偶然发现了一套丛刊，全是关于长安史迹的。我颇为惊喜，也极为振奋。我由此知道一个事实：汉人失去长安以后，就有作家叙述长安了。唐人失去长安以后，叙述长安的作家就更多了。自东汉晚期或三国以来，至迟自魏晋以来，代有长安叙述的著作行世。20世纪初，日本学者足立喜六也加入长安叙述的队伍之中，他的著作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显然，对长安的叙述，是一个深厚的传统。

我恍然大悟，自己走遍关中，田野调查，成书一部，只是贸然闯入了这个传统。除了为自己的幸运祝福以外，我还告诫自己：既然已经知道对长安的叙述是一个深厚的传统，为什么现在不自觉地继承此传统，做21世纪对长安的叙述呢？中国的进步与文明，难道不需要这样一种表达吗？

大约从2008年起，我发愿系统地给长安以叙述。所谓系统，指在体例上沿袭前贤的形式，凡黄土、山、原、川、河、池、宫室、帝陵、王墓、道观、佛庙、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城墙、钟楼、鼓楼、门、道、街、巷、大学、花木、粮、菜、鸟类、节日、陶器、刻石，尽有囊括，涉及地理、建筑、宗教、艺术、民俗，关乎历史文化。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当然不能漏了它。关中诸关，也是长安之为长安的屏障和通道，也是不可省略的。以叙述为主，也有一定的研究。在表达上，虽然继承了前贤创造的传统，然而也不受其束缚。特别是我有前贤所不具备的人文思想和考古发现，以此利器，我当然有责任在某些方面予以突破。

这是长安叙述的深入，颇为酣畅。然而结束了吗？早着呢！

生于长安，长于长安，以长安为生活基地进行写作，把汉唐盛世的一种精神滋润到长安文化意象之中，从而鼓舞中国的进步与文明，我引以为豪迈。这也使我1977年在杜陵中学门口所感到的无边无际的茫然，反而变得踏实且充满理性的自信！

不过我仍要感谢时势。没有时势，人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