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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元年（847年），唐朝诗人李商隐受桂管观察使郑亚邀请，来到距京城5000里以外的桂林任幕僚。在这里他看到人们大多以打渔为生，且家家拜神求巫，于是，他写了两首五言律诗《异俗》，其二曰：“户尽悬秦网，家多事越巫。未曾容獭祭，只是纵猪都。”诗中的“獭祭”被古人用作节令的物候，在此指打渔。
没想到280多年之后，“獭祭”一词被宋人用在了他的身上。
我国古代将雨水分为三候：“一候獭祭鱼；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动。”水獭是水陆“两栖动物”，行踪诡秘，过着隐蔽的穴居生活，其水性娴熟，尤其擅长长距离潜泳。它是水中的矫健猎手，凡被水獭一眼瞅见的鱼、蛙、虾都难以逃脱“獭口”。雨水时节，降雨增多，气温上升，万物复苏，鱼儿开始由蛰伏水底向水面游动，这为水獭捕食提供了机会。水獭猎食鱼类有一个特点，它将捕到众多的鱼整齐地排列在岸上，很像祭祀时陈列的供品。然后，水獭直起身子，两只前爪合拢起来抱住鱼，慢慢品尝，憨态可掬。其形态就像人类作揖祭祀的样子，非常虔诚，仿佛是在说：“鱼儿，对不起了，我要食用你们了。”所以称之为“獭
祭鱼”。这种记载最早出现于《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逸周书·时训》曰：“雨水之日獭祭鱼。”獭祭鱼被作为一种季候现象来描述节气，成为雨水的第一候。
獭祭鱼被用作文风上，这与李商隐有关。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李商隐还擅长写作骈体文，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因为古时的奏章并不是开门见山，直来直去，而通常要使用很多典故或者赞美之辞，多使用的是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所以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并将这个习惯运用到诗歌的创作上。为了使用典故，他常常要查阅许多书本，这些书摊在屋子里，就象獭摆放鱼的样子。以致他的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如《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短短八句就用了“庄周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蓝田生烟”四个历史上有名的典故。
南宋吴炯在笔记《五总志》中说：“唐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史，鳞次堆集左右，时谓为獭祭鱼。”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也说到：“商隐工诗，为文瑰迈奇古，辞隐事难。及从楚学，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每属缀，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文中提到的“獭祭鱼”含有堆砌的意思，对李商隐的“獭祭”颇有微词。其实引经据典若恰到好处，能使文章妙笔生花，增添文采和趣味性，能增强诗文的科学性、准确度、可信度、说服力和厚重感。但是若用典过滥，有故意卖弄之嫌。当然，李商隐的用典是极为准确精到的。北宋初期的诗坛上，以杨亿为首的一批文人就学李商隐的文风，其诗雕润密丽、音调铿锵、辞藻华丽、声律和谐、对仗工整，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成为当时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被称为“西昆体”。辛弃疾的《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总共十句话，却句句都有典故。清初学者毛西河（字大可）博览群书，写文多据典，但因宠爱小妾曼殊，其夫人不满，便当客人面诋毁其夫：“君等以毛大可为博学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须獭祭乃成。”故有人调侃说：“曼殊不擅专房宠，谁识君诗獭祭成。”清代学者赵翼在《哭汪文端师》诗中赞道：“丛编勤獭祭，残卷剔蜗涎。”郁达夫曾经写过一篇《獭祭的功用》，对李商隐的“獭祭”大加赞赏。□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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