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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黎先生著述颇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其在文坛的知名度与其作品的高产高质极不匹配，只有懂得他文学价值的评论界深知安黎的分量。著名文学评论家仵从巨提炼出安黎散文的五个特色：现实性、激愤、苦难、地方性、诗性。王鹏程称安黎先生的创作为“思想的王国，语言的石匠”“黄土地上的‘现代公牛’”“以思想和爱意为犁铧的垦荒者”。被安黎的文字“俘虏”的读者多“上瘾”，评价他是字字珠玑，笔笔深刻。
截至目前，安黎先生发表和出版的作品约有六七百万字，已面世的长篇小说有三部，散文随笔集五部，另外尚有中篇小说集、诗集，以及长达二十万字的长篇散文、四十万字的调查笔记，还有大量因故暂时没有面世的作品，可谓著述十分丰硕。
但这远远不是获得陈忠实先生肯定的先决条件，也绝非是我们想要采访的主要原因。如今能出书的作者很普遍，但安黎先生“清醒而不高傲，悲悯而不矫情，沉痛而不绝望，总能将耻辱与尊严、冷漠与激情、痛苦与幸福、黑暗与光明、虚无与热情，臻于理性的均衡和冷静的统一。”（西北大学文学博导王鹏程语）因为这个陕西文坛“异类”般勇敢而先锋的存在，我们特约安黎先生，进行了一场颇具质感的重磅采访。
3月16日，在陈嘉瑞老师的带领下，我与特邀嘉宾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鹏程，三秦出版社副总编李郁，陕西散文学会纪实委员会副主任张焕军及数位安黎重要粉丝的陪同下，在西安对安黎先生进行了专访。
专访一开始陈嘉瑞老师就说，安黎先生在文坛特立独行、不凑热闹、拒绝嘈杂，成为文坛的一股清流，构建出散文界自己的山峰。他体味安黎先生的散文创作有三个特性：一是思想性。“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安黎先生的散文在文采斐然的同时更有思想深邃，反映出当下作家所要面对的使命与初衷的问题；二是良知性。白居易当年“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能不能守住良知是衡量作家的尺子。安黎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信念与良知写作；三是民间性。虽在体制内，但他的写作却像是在体制外。他像一位“文坛隐士”，远离喧嚣，惟以作品说话，坚守底层写作，奉献给读者十分有风骨的文字。
特邀嘉宾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鹏程，几乎读遍了安黎所有的著作。他说安老师也跟他一样是体制内的“边缘人”，这样一种状态对于写作者，能够保持一种个性和独立。安老师最可贵的是他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都有现代意识。比如关于一些最基本的理念，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同情，悲悯情怀也好，人道主义也好，实际上是贯穿他创作始终的。陕西好多作家都喜欢写一些宏大的作品。实际上不管多大的作品，没有细节是不行的。无论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这样一种细节的真实、细节的经典是不可或缺的。安黎的博客名叫耕地的公牛，这头“公牛”，与文学陕军中的“秦川牛”截然不同，他走出了农业文化的圈限，没有土地依恋、村庄情结和农民意识，没有自卑、自闭、自大的文化心态。他以现代精神审视现实生活和生存体验，充满启蒙精神、反思深度和悲悯情怀。所以从精神的谱系上来讲，他实际上是越过了我们讲的延安传统、陕西传统，是直接和五四这样一个谱系接轨起来，这很可贵。这就使得刚才安老师讲他不相信世界，不相信现实，他相信的是时间。时间，最后肯定会让一切归位。
三秦出版社副总编李郁先生，作为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北大历史系高材生，其文学素养也非同一般。说到安黎不允许出版社随意更改其文字的态度，李郁在一篇《安黎的烦恼》中说：“在安黎的笔下，见不到昂扬亢奋的激动，也见不到低吟浅唱的做作。有的是娓娓道来、真情写实，见不到血却闻得见嗜血的味道；听不到仁爱，却感受得到人性的关怀。每一桩事件的结局，你说是爱呢、恨呢，还是喜呢、悲呢，听不见他讲，但是，你总觉得有一枚针刺得你心痛，留给你的是想不通，还要想反刍。于是，我明白了，安黎之所以不允许别人改他一个字，是担忧改掉了那一枚看不见而刺痛人心的针——这才是他最大的苦恼，他既然无力反抗，只好退求自保。”
陕西散文学会纪实委员会副主任张焕军说，读安黎老师的作品，就像陈嘉瑞老师说的那样，是在读他的思想。他是在写人，我们是在读人。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榜样，我们就做自己内心的榜样就行了。
整个上午在紧凑而深刻的访谈中度过，午餐期间，众人继续交流，话题更为广泛和热烈。大家充分见识到安黎先生的个性魅力、幽默谈吐与深厚的文学修养。专访和席间产生的若干花絮，或可成为日后文坛的逸闻趣事。
□王亚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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