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金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1226名来自全国的代表中有少数民族代表178名。这些少数民族代表中，很多是当时所称“上层人士”，即地方首领或者世袭贵族。而其中，历史上曾得到中央王朝册封的掌印土司，最为引人注目。
　　土司制度是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手段之一，脱胎于隋唐时期的羁縻政策，在宋元时期逐渐成形，明清时期发展完善。土司制度在古代，对于偏远边疆的管理意义重大。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山高路远，民族杂居，中央政府对土司和土司辖地非常重视。明清以来，中央政府既有对土司制度的利用，如颁授印信、笼络土司，又有对土司制度的打击，如利用时机进行改土归流。直到民国时期，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地还有大大小小很多土司。民国政府沿袭清朝的制度，对其中一些重要的土司颁授印信加以确认，对一些势力较小的土司进行了裁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南地区的不少土司，特别是年轻的土司，在经历了民国混乱的边疆治理后，对新政权发自内心地支持，积极参与到新生国家的政治活动中。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土司代表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带着地方的责任感赶赴北京。他们都有着精彩绝伦的传奇，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囿于篇幅，在此仅选取其中两位土司的简短故事，其中仍能窥见过往的岁月风华。
　　杨代蒂（1923－2013）最后一次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时，已入耄耋之年的她仍在回忆凉山彝区民主改革（相当于内地土改）的历史。对于民主改革，她曾对周恩来说：“这些政策既照顾到少数民族上层的利益，也解放了广大劳动人民。”
　　杨代蒂是自称诺苏的凉山彝族人，出生在雷波县。在号称“四大土司、一百土目”的凉山，杨代蒂的家族是赫赫有名的阿卓土司，属清朝皇室册封的凉山四大土司之一。杨代蒂的父亲杨石精与清朝官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川南地区的彝汉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但杨石精英年早逝，杨代蒂两岁便失去父亲。此后偌大的辖地与土司府中的事务均由杨代蒂的母亲和姨母管理。杨代蒂母亲的娘家是凉山四大土司之一的沙玛土司。
　　杨代蒂在成都接受初中等教育，汉语是讲一口成都话。在成都国立边疆学校中学读完初中后，因姨母病重，杨代蒂回到土司府，撑起了整个土司辖地的管理。她生性果敢，十几岁的女孩子，不仅能处理辖地大小事务，还随身配枪，不惧危险。在雷波县的彝汉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1939年，年仅16岁的杨代蒂代其母在成都与雷波汉族士绅争讼，最终打赢了官司。期间得到了岭光电的大力协助，岭光电则是另一凉山四大土司的斯子土司。8年后，在母亲做主下，杨代蒂嫁给了岭光电，夫妻二人兼祧斯子土司、阿卓土司的名位与辖地。
　　岭光电在凉山解放和建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杨代蒂从旁多有协助。凉山解放后，杨代蒂出任雷波县副县长。1954年，杨代蒂以四川省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5年被选为凉山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随后当选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
　　此时，凉山地区尚未开展民主改革，传统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没有受到重大触动。然而，由于解放军的入驻和新政府的成立，彝族土司和贵族辖地内属民及奴隶逃跑的事件频繁出现，接受过近代教育的杨代蒂和岭光电都感到社会改革势在必行。邓小平曾向杨代蒂征求有关民主改革的意见，她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支持和拥护。1955年，杨代蒂参加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时，周恩来又向杨代蒂询问对民主改革的看法，杨代蒂则重复了自己对邓小平说过的“既照顾上层又解放民众”的观点。
　　杨代蒂作为人大代表，多次进京参政，期间也多次见到毛泽东。虽然她一直很希望毛泽东为自己签个名，却一直不好意思开口。独当一面的女土司也有着彝家少女的腼腆。最后还是在同行彝族代表张冲的帮助下，杨代蒂才取得了毛泽东的签名。“文革”中，杨代蒂收集有国家领导人和各少数民族著名人士签名的小本被付之一炬。这是她对“文革”最痛心的记忆，远远超过期间她受过的所有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文革”结束后，杨代蒂恢复名誉，被选为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除参政之外，她还对凉山彝语彝文的工作贡献良多。
　　晚年的杨代蒂低调平静地生活在成都，偶尔有记者采访，她总是热情地接待。2013年，她安详离世，没有任何对身后事的要求。
□付佳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