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鹰
    家是避风的港湾，家是心灵的归宿，家是身躯的憩息地。每个人对家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感逢年过节更为浓烈，特别是百节年为首的春节。那些在外地出差的公司员工，那些远离家乡在外打拼的农民工，那些身处异国他乡的海外游子，此时此刻，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家，也有着同一种心情——归心似箭。即便是一票难求的“春运”，宁愿出高价买车票、机票，也要尽快回家；千山万水隔不断回家的路，雨雪交加也挡不住回家的情。
    家，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感觉很特别。它催急了迟归游子的脚步，盼累了望儿早归的父母。
    除夕夜，全家团聚在一起，欢声笑语，边吃着年夜饭，边欣赏着春晚那美轮美奂的文艺节目，其乐融融。这时，一年中奔波打拼的疲惫，一年来各种郁闷的心情，全被家的温馨所融化，家成了人情、亲情、爱情的殿堂。
    可在30年前，我享受不上这个家的待遇。七十年代初，我由部队复员到三桥车辆厂，而妻子远在咸阳上班。滔滔的渭河成了“天河”，我和妻子也成了“牛郎”、“织女”。爱人住在咸阳单位的“母子楼”，这个仅有12平方的陋室便是我们的家。房子里只能摆一张比单身床稍宽的床板，做饭、烧水只能在走廊。各家的蜂窝煤和杂物，把本来就不宽的走廊弄得拥挤不堪。公用的厕所和洗漱间连在一起，人多时还得排队。
    八十年代初，爱人调至西安，结束了我长达10年的单身生活。两地分居总算结束了，但工厂住房非常紧张，我们一家4口只得到附近的农村租房住。房东在一层，我们住二层。房子只有20平米，睡觉、做饭都在一间屋子。炒菜时，满屋子弥漫着油烟，冬天再冷也得开半扇窗子，以防煤气中毒。
    我酷爱写作，经常晚上“爬格子”（以前没有电脑，发稿全凭手写）。有时灵感来了，便拉灯披衣，伏案疾书。妻子和孩子均被弄醒，陪着受罪。写作的资料、书籍一摞摞、一沓沓，只能放在墙角地上。这还不算，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入厕。当时在西郊农村，不管家里人多人少，全家共用一个茅厕，包括房客。房东在茅厕前吊一块遮羞布，免得女的解手，男的来了不好看。要不就是听到来人的脚步声，蹲茅坑者便有意大声咳嗽一声，以示有人。记得有一次我拉肚子，急匆匆掀开遮挡布，而这时房东的女人正在方便，弄得双方都成了大红脸，很是尴尬。
    八十年代中期，三桥车辆厂给我分了一套东工地的旧平房，虽然只有50平方米，毕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但厕所仍是集体共用。每天一大早，各家端着尿盆涌向厕所，既不雅观又不方便。
    九十年代末，夙愿得以实现，我分到了三桥车辆厂北花园新落成的单元房。新房南北通透，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显现其优势，暖气结束了平房靠炉子取暖的历史。我的“书房”也有了着落：阳台上的“东方红”缝纫机台版，便是我的书桌；阳台旁的壁柜，成了我存放资料的书柜。虽然简易，但总算有了我朝思暮想的“书房”，有了我文学追梦的小天地。
    花园北村——我的伊甸园，我温馨、幸福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