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刚从学校走向社会的“幼稚人”，都会或多或少地遇到这样的问题：当你毫不设防地向同事敞开心扉时，不是每个人都能与你赤诚相见，回应你的可能是妒忌和暗算；当你热诚面对社会时，不是每一扇打开的窗口都向你展示的是笑容，其间不乏阴谋甚至是陷阱。对于这种遭遇，有的人由此学得世故，甚至同流合污，于是变成了社会浊流的一部分；有的人因此感慨人心不古世事难测，开始“躲进小楼成一统”，被愚众视为“怪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边缘人”。当然，也有内心强大的“独立特行者”，他们就是尼采笔下的“超人”，但敢于“掊物质而张灵性，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毕竟只是极少数。
    当年的我，既不愿因“世与我相违”而放弃做人原则，又没有“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说吧”的勇气，只是秉承“宁使人负我，我绝不负人”的信条，依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磕磕碰碰地在社会上瞎闯多年以后，终于醒悟到社会上各色人等经历不同，职业不同，唯有读书上尚有相通之处，摸出了一个屡试不爽的“法宝”。此“法宝”套用一部外国小说或电影的名称，姑且叫它“闻”书识人吧——那就是通过观察你接触的人所读的书籍和报刊，确定此人的品格，来决定自己的亲疏定位。1990年代初，我到宝鸡一家国企采访与一位宣传部长打交道，看到他办公室里书架上除了相应的政治材料外，居然放着孟德斯鸠、托尔斯泰、萨特的各种著作，还有《文汇月刊》、《读书》等我也喜欢的杂志。交谈之下，果然对社会和时政都有相近的认识，这位三线企业的老大学生与我都感到彼此找到了知音。当晚，这位与我同为性情中人的朋友因为想和我聊天，在叫不开招待所大门的情况下，居然带着一个大西瓜翻墙而过，最后人倒是安然无恙，但衣服却挂破一个大口子，西瓜摔了个八瓣。后来，不但他对我工作很支持，每次去都热情接待，我也成为他在省城书店的“图书采购员”。
    还有一次，去渭南调查一起案件，该主管局的局长、书记态度很是恶劣，给工作设置了层层障碍。我大热天背着行囊急得在其办公楼里直转圈子时，无意中发现一个老同志手执《杂文报》正看得津津有趣，办公桌上还堆放着《随笔》、《书屋》、《炎黄春秋》等杂志，摊开着我喜欢的一位杂文家的文集。我上前攀谈，果然是位富有正义感的领导。他不顾人微言轻，仗义执言，最后终于帮助我完成了任务。
    由于吹嘘自己识人有术，有家在策划公司当老总的朋友请我去客串他们招考编辑的评委。我“到任”后，不惟文凭和考试成绩，只与应考者从读书聊起，几位“南郭先生”虽然在死记硬背的答卷上得了高分，最后还是难逃我的“火眼金睛”。我选定的他们不很看好的一个考生后来果然不负重望，在工作和学术上取得了不凡的造诣。
    列宁在纪念《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的文章说：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尽管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着《国际歌》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唐太宗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而我则通过“闻”书识人结交了不少莫逆之交的朋友，还帮自己和朋友识破了不少骗子。
    前年，我的一位经常搞慈善的同学结识了一位“书法家”，他
    被这个“书法家”自我介绍的不凡而又光荣的经历所震撼，并介绍给我认识。会面之后，我就感觉此人外表虽然文质彬彬，但谈吐中破绽不断，朋友嫌我结论武断。但当我偶然进入他家富丽堂皇的书房，发现外表琳琅满目的就是不见一本学术、文学名著，书架子上塞满的是街头地摊上的盗版书和荒诞不经的政治传闻书刊，更坚定了我的判断。我请朋友对此人“敬而远之”。后来的结局证明此人既非如他自称的毕业于某“名牌大学中文系”，也未在任何“省级机关当秘书”，博得别人同情的所谓“坚持正义受到陷害”更是子虚乌有，实际是一个长期混迹于社会的骗子。
    由于工作关系，经常与各种人群打交道，正所谓“知人知面难知心”。但我正是通过了解他们的读书兴趣，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认识。
    我认识的一位领导，第一学历是个中专，他性情豪爽总是“自诩”是个粗人，但讲话水平简洁扼要，看问题高屋建瓴，工作作风之踏实很是令部下佩服。有一次讲话谈到工作效率与美国的“泰罗工作制”不谋而合，讲会议议程设置简直就是风行世界的“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翻版。后来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发现他所读报刊都是《南方周末》等最前沿的思想，闲暇之余经常是抱着砖头厚的书籍手不释卷。另一位曾经共事过的同事，平时总给我古板严肃的感觉，一次无意间发现他居然在读六世活佛仓央嘉措的爱情诗集，交谈之中发现他对诗歌有着独特的领悟，令我大为惊讶，从此感觉上亲近很多。
    这段历程，让我再次体味到了“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真谛，在认识世界感触别人时，多了一份慎重和敬意，少了一份主观和轻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