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儿子三岁半，要上幼儿园了。

　　提前一个月，我便常带他去市幼儿园门口散步，指着那扇彩色大门说：“这就是你以后要上的幼儿园。”孩子的高兴藏不住，哪怕只是远远路过，他都会扯着嗓子喊：“我的幼儿园到了！”

　　除了认门，还得做心理建设。朋友家的孩子比他大几岁，每次见面，儿子总要追着问：“你们玩彩泥吗？折纸呢?吃鸡腿吗?有牛奶没有……”那边一一作答，有吃有玩，还能一起做游戏。他听得眼睛亮晶晶的。问得多了，又无数次路过那扇大门，入园的念想便慢慢扎了根。

　　入园前两天报名分班。我和妻子起了大早，带儿子去他即将度过三年的地方。门口人潮涌动，儿子忽然怯了，撅着小屁股不肯迈步。妻子蹲下来轻声哄，他才慢吞吞地挪进去。好在园里装修温馨，老师热情，玩具也多，他很快放松下来，自己在一排名单里找到班级和名字，兴奋地拉着我们喊：“找到了！”

　　教室在一楼。他一间一间找过去，看到“小六班”的牌子，高兴得直跳。我忙着登记，妻子陪他熟悉环境，他连家里玩过多少遍的积木都重新玩出了兴致。班主任高老师是三位老师中唯一的男性，沉稳健谈，带我们参观卫生间和休息区，耐心讲解注意事项。儿子听得认真，先前那点“怕生”早没了踪影。报完名，他在教室和走廊流连到十一点多，最后被妻子催着才依依不舍回家。

　　看他这一天表现，我心里暗想：稳了。

　　第二天是八月三十一日，周一，晚上七点铺床。儿子见了高老师主动问好，还帮妻子整理床铺。我带他认毛巾架和杯子柜，指着编号说：“用完要放回原位。”他仔细听完，还把自己的杯子取出来，认认真真洗了好几遍。

　　我心底又默念一遍：稳了。

　　那天夜里，我望着熟睡中的孩子，既盼他长大，又怕他长得太快。外面没有家人包容，他要独自面对许多事，可这是必经的路，拦不住，也不该拦。

　　九月一日清晨，我五点多醒了一次，再睁眼已是七点二十。我和妻子轻手轻脚洗漱，想让儿子多睡几分钟。他却自己醒了，配合地穿衣、收拾书包，嘴里念叨：“我要去上幼儿园啦!”

　　妻子不忍送他去教室，怕看他哭了自己也撑不住，于是这个“重任”便落到了我肩上。

　　送到门口，里面已坐了不少小朋友，三位老师各搂着一个泪眼汪汪的孩子，正轻声哄着。儿子松开我的手，径直挑了张空椅子坐下，头都没回。我愣了一下，老师在旁边示意我该走了，我张了张嘴，那句“再见”终究没说出口。心里既为他高兴，又有点不是滋味——他好像没那么需要我了。

　　可转念一想，这不就是我一直盼的“稳了”吗?

　　然而，稳了，是我以为的。

　　妻子趴在栏杆上望着教室方向，见我出来，声音一下急了：“孩子哭了，在往外跑!”我赶紧折返，趴走廊上悄悄往里看——不在走廊。凑到教室门口，才见高老师怀里抱着满脸泪水的儿子。他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我匆匆退了回去。

　　“在哭，老师在哄。”我对妻子说。两人就那么趴在栏杆上，隔着玻璃望向那间教室，心都揪着。

　　“走吧，”我低声说，“孩子看见我们，老师更哄不住。”

　　我们躲到树荫下又站了一会儿，终究转身离去。妻子走后，我又悄悄折回来，趴在栏杆上往教室看——玻璃反光，什么也看不见;竖起耳朵想听哭声，可周围太杂，什么也听不清。

　　一整个上午坐在办公桌前，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他还哭不哭，喝水了没有，吃饭怎么样。我甚至准备了望远镜，打算中午去“偷窥”。

　　妻子先我一步到了幼儿园。正午太阳暴晒，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到;街上车来车往，也听不见园里动静。她在外面站了半小时，最终还是回了家。我的“望远镜计划”也随之作罢。

　　下午接园，我在大门外排队，孩子们在大门里列队。有的在哭，有的在喊，我在此起彼伏的“妈妈”声中努力分辨儿子的声音。终于轮到他的班级，他走到门口，一眼看见我，高兴得跳起来，转头对老师说：“这是我爸爸!我的爸爸来接我了！”

　　眼圈有些红，嗓子微微沙哑。我一把抱起他，向老师道别，他搂得很紧，小脸贴在我肩头。

　　大门外，妻子接过他，递上水杯。我们谁也没主动问他“哭了吗”。他倒像没事人，指着衣服上那枚“优”字贴纸，骄傲地宣布：“今天我得奖了！”

　　在公园里又跑又跳，玩得尽兴时，他无意间漏出一句：“老师表扬我了，下午还吃了贝贝南瓜和苹果。”

　　我与妻子相视而笑，悄悄给他点了个赞。

　　其实，所谓“稳了”，不过是大人的一厢情愿。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一条平滑的直线，而是起起伏伏的波浪。那些泪水、不舍、小小的骄傲和欢喜，都是波浪里的水花。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站在岸边，目送他一次次出发，又一次次归来——直到有一天，他不再需要频频回头。（谢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