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君

　　读罢《三人谈艺录》，我认为这是一部立足文本切磋、直抵文学创作根本问题的对话集。它紧扣“为何写作、书写真情、言说真话”等核心命题，为文学创作者提供可感、可信、可靠的实践经验，堪称一部指引文学创作的“真经”。

　　三人谈，必有吾师。上世纪90年代，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命题，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位学者合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收录数年间学术切磋记录，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核心概念，主张打通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人为割裂，将其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加以研究。这部“三人谈”影响深远，学术价值卓著。阎纲、杨生博、王满院合著的《三人谈艺录》，则是评论家与作家共论文学的对话集，是探讨文学创作规律的理论著作，兼具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尤其能为基层文学创作者、初学写作者，乃至长期笔耕却未创作出佳作的写作者，提供诸多有益启示。

　　这本书的生成过程颇具意味：它并非刻意策划的成果，而是在持续不断的文学对话中自然形成。起初阎纲先生以观察者身份旁听杨生博与王满院对谈，继而主动参与、深入提问，最终形成名副其实的“三人谈”。在思想碰撞与坦诚切磋中，诸多文学创作的真谛得以彰显。

　　尤为重要的是，《三人谈艺录》触及了文学创作的诸多本质问题。

　　其一，“为什么写作”。这是每位作家必须直面的“原初问题”。阎纲先生坦言，自己最初写作是为名为利，后来则既不为名也不为利。王满院与杨生博也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各自的写作初心。事实上，每位作家都曾被问及或自问过这个问题：有人说是为了吃上饺子，有人说是为了摆脱拔牙的工作。我主编的学术辑刊《西藏当代文学研究》，最新一期刊发了在西藏工作的陕西作家高宝军的创作谈。他在开篇写道：“有人曾问我：‘你为什么写作?’我想了老半天才回答：‘一为填饱肚子，二为改变命运，三为安放灵魂。’这大概是我不同时期的几种不同写作目的。”该文在刊物公众号发布后，不到一周阅读量就近两万。高宝军发来微信致谢，也因此成为“网红作家”，许多读者致电、致信与他交流探讨。

　　其二，“写真情”。阎纲先生称赞杨生博的诗、王满院的散文以真情为魂，情真意切、真挚动人。他常向作家追问一个问题：“你写过你母亲吗?”不少作家经此追问，进而反思自身写作是否倾注真情。阎纲先生说，评判一位作家的作品，首先看其如何书写父母——这足以丈量作家的情感深度。每个人书写父母，都怀揣最深挚的情感。我曾读过一篇写父亲的散文，写法别具一格：作者未刻意凸显父亲的伟大、父爱的博大，反而写父亲是个“倒霉蛋”……在幽默的笔触之下，包裹着无尽深情。

　　其三，“说真话”。这是对巴金“讲真话”精神的传承，既是阎纲先生从自身丰富的创作与批评实践中提炼所得，也是从中国当代文学数十年曲折发展历程中总结而来的。这正是当下中国文学较为欠缺的品质：空洞虚浮之作较多，忏悔精神与内省意识不足。这三个问题，是作家必须思考的根本性命题，关乎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的作家，也彰显了一位评论家的精神风骨。《三人谈艺录》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始终结合具体作品，将文学最本质的内涵，用最质朴、最简洁、最接地气的语言表达出来，对文学创作极具启发意义。

　　此外，《三人谈艺录》还探讨了读书与写作的关系、文学的神圣性、诗歌的灵魂(诗是文学之魂，文学之魂是爱，爱之魂是内省)、写作瓶颈的突破(读书比写作更重要)、作家采风与深入生活、悲剧的审美、作家成功的条件(天赋、阅历、刻苦、宽松的社会环境)、县域文学、提问式写作、散文创作以及文学与生命等诸多创作技巧与理念议题。这些均是文学创作的根本性问题。书中还具体评析了柳青《创业史》、王蒙《在伊犁》，以及刘林海长篇小说《牛老板》、曹解路散文《妻子》等作品。可以说，《三人谈艺录》从不空谈理论，始终以作品为依托展开讨论，扎实恳切，令人信服。

　　我还有一个深切体悟：九旬高龄的阎纲先生，通过对礼泉基层作家作品的批评实践，开创了“批评家下沉地域文学”的新模式。这一模式破解了当下中国文学的现实困境：地域文学虽蓬勃发展，却普遍缺乏专业理论指导与高水平批评淬炼。因此，它既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深入生活”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更在新大众文艺时代背景下，为批评家介入基层文学生态、激活地域文学创作活力提供了全新思路。

　　当下中国文学生态正经历深刻变革。新大众文艺时代到来，文学创作从传统纸媒垄断，转向网络与自媒体多元并存，“人人皆可为作家”的时代已然来临。这一变革的核心，首先是传播媒介的革命性迭代，进而引发连锁反应。其中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地市县乡文学异常活跃：县域文学勃兴，民间交流繁荣，文学正成为普通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然而，繁荣之下潜藏隐忧：基层作家数量庞大，却普遍缺乏高水平评论的有效引导。恰似过去农村缺医少药，民众患病多依赖赤脚医生;如今基层文学创作同样渴求专业批评把脉。大量文学新人的作品尚未进入批评视野，读者群体尚未成熟培育，他们最需要的，正是专业批评家的点拨、启发与提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阎纲先生的实践才彰显出特殊的典范意义。作为享誉全国的文学评论家，他早年曾振臂一呼“走出潼关去”，激励无数陕西作家走向全国;如今九旬高龄毅然选择“回到关中来”，将目光投向家乡的县域文学，为一位位基层作家、一篇篇无名作品撰写评论、编选文集。从《醴泉作家记盛》到《礼泉作家论》，他从对中国文坛的宏观观察，转向对咸阳、礼泉文学的微观剖析，真正深入到中国文学的毛细血管末端。

　　这种“下沉”，并非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短期研讨，而是长期沉浸式的深耕细作。它既是对柳青、赵树理等前辈作家“深入生活”传统的继承，更是一种创新——为批评家如何对接地域文学、如何真正服务基层创作，探索出可资借鉴的新模式、新路径。《三人谈艺录》的成书，正是这一模式的生动结晶：批评家在与基层作家的持续对话中，谈出了创作“真经”，触及了文学根本问题。

　　阎纲先生的实践启示我们：批评家的职责，不仅在于发现经典、阐释大家，更在于发掘好作品、扶持好作家——尤其在那些尚未被广泛关注的基层角落。中国文学既需要北京的宏观视野，也需要咸阳、礼泉等的微观深耕。当一位九旬老人仍在为家乡文学默默耕耘时，他不仅照亮了咸阳作家的创作之路，更为中国当代批评家树立了精神标杆：真正的批评，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而是沉入生活深处的共鸣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