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子长县余家坪岔沟坪的人。这身份像腰部左侧的胎记，与生俱来，无法磨灭。

　　岔沟坪的集体记忆浸着红色的沉重。子长烈士陵园的石碑上，刻着村里许多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我素未谋面的姥爷。而将这段历史、这片土地的肌理刻进我生命的，是爷爷。那些沉默的山梁、蜿蜒的河沟，还有烂土窑里阴凉干燥的土腥味，都在爷爷的身影里，变得具体而温暖。

　　爷爷是跛脚的。这跛不是天生，是沟壑纵横的黄土地，强行压给他的生命重量。他走路时身体倾斜着固定角度，每一步都像在与脚下的黄土较劲。可就是这双不稳的腿，领着我走遍了岔沟坪的沟沟坎坎。

　　记忆最深的是秋天的河沟边。他弯腰在荞麦地里，像一棵与黄土地共生的老树。镰刀划过荞麦秆的“嚓嚓”声，是秋日里最朴素的乐章。我脱了鞋，赤脚踩进冰凉的浅水里，水底细沙软软下陷，蝌蚪在脚边慌张游窜。我一动不动，觉得自己也成了河里的一尾蝌蚪。风从梁上吹过，带着茼蒿与晒暖的泥土气息。

　　爷爷偶尔直腰，用肩上的汗巾抹把脸，回头望我一眼，不说一句话，便又弯下腰去。整个天地间，仿佛只剩他一伏一起的背影，和那条不知疲倦的小河。

　　河沟边的日子像河水般静静流淌，直到父亲从城里归来。他的皮鞋蒙着远路尘土，站在爷爷的窑洞前，身形显得有些陌生。他是来接我的，说城里的学校好，不能再在沟里野了。

　　第二天临走时，奶奶把我的衣裳叠进布包袱。爷爷蹲在窑门口，用粗布一遍遍擦拭刚磨好的镰刀，头埋得很低。直到父亲拉着我的手说要走了，他才站起身，把镰刀别在腰后，轻声说：“送送娃。”

　　父亲走在前面，步子又大又急。我和爷爷跟在后面，他的腿脚让这条路显得格外颠簸。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牵我，只是沉默地走在身侧，“沙沙”的脚步声，比任何话语都沉重。我就这样离开了岔沟坪。

　　后来，爷爷也住进了城里的楼房，离开了相伴一生的黄土与窑洞。他的身体在方正的水泥盒子和笔直的楼梯间里，渐渐蜷缩起来。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相聚时多半是沉默。但有一点从未改变，每次看望他后离开，他总要送我。从五楼到小区门口，手扶着楼梯扶手，吃力地拖着腿，一步一步踩在水泥台阶上，发出比土路上更清晰、更孤独的回响。

　　再回岔沟坪，是去埋爷爷。凌晨的送行车队，车灯晃得人睁不开眼。唢呐声撕开山梁的寂静，我扶着他厚重的棺木，一步一步走上那条他曾领着我走过无数遍的坡。黄土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路却比记忆里陡峭得多。

　　棺木缓缓落入新鲜的土坑，人们一锹一锹将黄土掀下，沉闷的声响里，他连同那个由山梁、河沟与土腥味构成的世界，被彻底而完整地还给了这片土地。

　　如今回想，对岔沟坪本身，那些山梁、河沟、土窑，若不是爷爷带着我走过、讲过，不过是黄土高原上最寻常的一角。我真正怀念的并不是这片土地，而是拼命寻找爷爷留下的所有痕迹，他割过荞麦的那片地，他领我蹚过的那条河，只因印着他的脚印，才变得独一无二。

　　如今想来，满心都是后悔。那些年在城里上学，明明有许多完整的周末，我却总觉得时间还长。同学的一个电话、一场无关紧要的电影，都能成为不去看望他的理由。我总想着下周再去、下个月再去，爷爷从不催促，只是在每个我偶然出现的周末，早早地站在小区门口张望。

　　今年又回岔沟坪给爷爷上坟，村子还是老样子。风从梁上吹过来，依旧带着茼蒿与泥土的气息，亘古不变。爷爷不在了，这个事实连同他那份在黄土里挣扎着也要向前走的坚韧，这些年慢慢沉进我心里，凝成了一块不会消失的石头，刻着岔沟坪的记忆，也刻着爷爷的模样。(郝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