贠文贤

　　作为一名文学创作者，我常在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触发灵感。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其厚重的历史感、鲜活的人物群像与浓郁的地域风情，是我创作《大梁村》时汲取养分的重要源泉。陕西人民出版社曾这样介绍《大梁村》："该书致敬和接续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继续书写白鹿原上大梁村的故事"，并以"后白鹿原时代"予以定位。起初听闻这样的"文化联系"时，我心中满是惶恐与不安——致敬之心固然拳拳，但"接续"之心确实没有，毕竟深知自己与经典差距之大，实实不敢。然而当沉下心梳理创作脉络，才感到《大梁村》在多个方面都有学习借鉴《白鹿原》的印迹。下面，我想从六个方面谈谈我的创作感悟。

　　一、宏大背景：熔铸历史，给人以大气和厚重感

　　《白鹿原》最令我叹服的文学成就，在于陈忠实先生将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巨变，巧妙熔铸进白鹿原上普通农人的日常生活。从白嘉轩"六娶六丧"的家族悲剧到波澜壮阔的国内革命战争，从真实发生的"交农事件"、"风搅雪"运动到日寇入侵的烽火硝烟，这些宏大历史事件，深刻影响着白嘉轩、鹿子霖等人物的命运。这种将时代洪流与个体生命紧密缠绕的叙事，让整部作品散发着历史厚重感，每次重读都能引发深思。

　　《大梁村》展现的时代图景与《白鹿原》不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互助组、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建立;从"四清"运动中的社会矛盾，到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从市场经济浪潮对乡村的冲击，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半个多世纪的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构成《大梁村》的历史背景板。

　　如何将宏大历史融入作品?显然不能直接展现;陈忠实先生的创作手法给了我借鉴，就是将宏大历史融于人物和故事之中。

　　譬如表现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生产生活，虽也安排了“开社员会”“龙口夺食”等章节呈现集体活动场景，但更重要的是塑造典型人物，反映主要矛盾。为此我塑造了生产队长席广田这一典型形象。他常对社员们讲："集体就是大家，大家都出力，经济就壮大;都想给自己挖，集体就会垮。"这是集体主义精神的动员和引导。当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他默默落了泪。这泪水，既有他对土地荒芜的痛惜，也有对集体生产时代的怀念。

　　为展现公私观念的冲突，我刻画了两个场景：其一是生产队长聂老大私吞集体卖猪款后，面对追问含糊其辞，声称"钱买了小猪和农具"，却拿不出票据;其二是社员尹宝石，一泡屎也要包回他家自留地，却被牛尾巴甩破粪包，秽物溅满全身，引来妇女们的哄笑。这些琐碎生活片段，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的公私矛盾与冲突。

　　陕西人民出版社评价该书："如果说《白鹿原》为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那么《大梁村》则可视为'后白鹿原时代'现实主义乡土叙事的崭新历史坐标。""作为农村改革变迁的一个缩影，在新中国成立、恢复国民经济、改革开放、乡村振兴等各个历史阶段中，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强大的凝聚力、火热的战斗力和蓬勃的生产力"。周养俊先生以《一部大气厚重的书》为题，发表了专题评论文章。每当想起这些评价，我都深感荣幸，深知这与《白鹿原》宏大背景给予我的创作启示密不可分。

　　二、人物塑造：在典型性格中感知人性的复杂与美善

　　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中塑造的人物群像，堪称中国当代文学的典范。白嘉轩挺直的腰杆里藏着宗法制度的顽固坚守，鹿子霖狡黠的笑容中透着权力欲望的膨胀，田小娥的悲剧命运演绎着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黑娃从长工到土匪再到求学者最后被杀的人生轨迹，展现着历史洪流中个体命运的叵测沉浮——这些人物之所以不朽，就在于他们既是时代的产儿，又展现出人性的复杂。

　　在创作《大梁村》的人物时，我铭记陈忠实先生"不将人物简单化"的教诲，力求在典型性格中挖掘人性的复杂;但《大梁村》更多地弘扬了人性中的美善。举几个人物例子：

　　易建设：这是我自以为塑造的比较复杂的人物，他身上充满矛盾——工作中曾展现精明能干的一面，甚至有过秉公办事讲政策原则的时刻;但在权力诱惑下，逐渐迷失自我，最终走向腐败深渊。有人评论指出，这种刻画"高度契合现实逻辑和人物本质"。但与《白鹿原》中有撕裂感的黑娃、白孝文相比较，我感到还是有些“单”。

　　席广田：塑造这个人物时，我的脑海中常浮现白嘉轩的身影，但又有截然不同的时代内涵。他不是宗法制度下的族长，而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长。冷丁先生曾用"为人正大，善良谨慎，爱社如家，不谋私利，工作勤恳"概括他的性格特质。记得描写他带头修建水库、带领社员创建砖瓦窑、进县城采购麦种等情节时，我眼前就浮现当年村里王队长、张队长的身影，他们的形象是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

　　于刚乾：作为作品的核心人物，我试图通过他展现时代变革中坚守理想信念的干部形象——他带领青年抗旱打井、将大梁村经验在全公社推广，后来担任县委书记，一心为百姓，坚持反腐败。这个形象曾被质疑"过于理想化"，但我努力通过他的生活细节、工作场景、婚恋家庭以及与领导群众的对话等描写，想告诉读者：这不仅是人民的期盼，也是生活的真实;理想主义者的身影，不能离开现实生活的土壤。

　　后两个人物，我着力表现他们积极的价值追求。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评价：“翻开这部小说，你能看到生活的丰富，人性的复杂，更多则是领略到朴素人生的价值追求，和美善生命绽放的光彩。”

　　看到评价我很受鼓舞。但我还是再次提醒自己：要有自知之明，要知道差距还很大;若不大，《大梁村》可能已经“火了”。

　　三、结构艺术：确定适合自己的双线叙事架构

　　《白鹿原》的叙事架构堪称文学工程的典范——以白、鹿两大家族的命运为主线，将政治变革、家族恩怨、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多重元素编织成一张宏大的叙事网络，最终形成多线条、多层次、多寓意的"史诗迷宫"。这种高超的结构驾驭能力让我高山仰止，反复斟酌后，决定从个人实际出发，采用更容易驾驭的"以线性叙事为骨架，以非线性叙事为补充"的结构形式。

　　《大梁村》的内容涵盖四个方面：社会治理的变迁、主人公的成长与蜕变、爱情故事的发展、地域人文历史的演变。如何将这四方面内容有机整合而不显杂乱?

　　冷丁先生在评论文章中分析道：作者循着“线性”和“非线性”两种叙事方式展开创作。线性叙事：按时间顺序推进，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互助组合作化运动写起，历经人民公社、"四清"运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等重要历史节点，直至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这种时间轴式的呈现方式，确保了历史叙事的连贯性与完整性，让读者能直观把握乡村社会的变迁轨迹。非线性叙事：采用非时间顺序的叙述方式，包括回忆、闪回、插叙、倒叙等多种手法。其中的"忆苦思甜"、"童年回忆"、"新仇旧恨"等章节，以及生产场景、文化习俗的描写，均在叙事主体中构成旁逸斜出描写，起到情节补充、氛围烘托的作用。作者运用线性叙事搭建历史骨架，又通过非线性叙事填充生活血肉，既继承了《白鹿原》的史诗追求，又适应了新时代读者的审美需求。

　　我心里清楚，冷丁老师的评论，是对小说结构的高度归纳概括;我也自知还有很多问题;但若没有学习借鉴的过程，问题肯定更大更多。

　　四、细节描写：于生活褶皱处找寻真实印记

　　陈忠实先生曾言："细节是文学的神经。"《白鹿原》中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细节，时常浮现在我脑海：白孝文在饥荒岁月中饿倒在土壕里，被野狗啃食脚后跟却因极度虚弱几乎没有反应;田小娥含冤死后，借鹿三之口发出的凄厉控诉："大呀，我到白鹿村到底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黑娃为田小娥复仇，一棍打断白嘉轩那象征宗法权威的笔直腰杆——这些细节如同锋利的刻刀，将历史的褶皱深深刻进读者心里。

　　创作《大梁村》时，我时刻提醒自己向陈老师学习，注重细节描写。这里也举几个例子：

　　写人民公社时期干部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场景：方副社长坐在农家脚地的小凳上端碗吃饭，一只芦花公鸡在灶火前刨食扬起阵阵灰尘，于刚乾随手用擀面杖打了一下，那公鸡受惊后竟扇动翅膀飞到方副社长的头顶，方副社长的秃顶上竟留下了几个鸡爪印。

　　写在田间辛勤劳动的场景：三伏天里烈日高照，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密不透风，于刚乾弯腰在地里施肥、培土，豆大的汗珠顺着腰背流进裤腰的勼渠子里，他突然想起父亲说过的“把人热得勼渠水浪打浪"，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了声。劳动的艰辛在这一刻化为生活的乐趣。

　　写生产队长席广田一心为集体，我特意借鉴《创业史》里梁生宝买稻种的经典细节，着意刻画了三个场景：一是席广田肚子饿了进食堂没带粮票，看看左右无人，就把别人剩下的半碗汤面匆匆喝下肚;二是他为节省住宿费用，天黑后摸进种子站会议室，爬上乒乓球案子，拿两块砖头做枕头睡了一夜;三是当他赶到种子试验场，听到田里的小麦种子全部被"计划"了时，竟噗塌一声坐在地上，委屈得差点哭出来。

　　写于刚乾一心为民、反腐倡廉的情节时，着重描写他调查国有资产流失案时的思想斗争："这背后的老虎屁股到底敢不敢摸?朋友劝我明哲保身的话到底要不要听?"他左思右想，最终想到，眼看着国有资产被侵吞、职工利益被侵害而无动于衷，这就是玩忽职守呀，实际上等于和腐败分子站在了一起!于是他下定决心，宁可丢掉乌纱帽，也要把屁股坐正!然而现实出人意料，调查还没结果，于刚乾却被调离擢升。有人解读这一情节"无声胜似有声"，揭示了"反腐败需要付出代价，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现实深意。而在于刚乾离任时，群众自发拉起"于书记好"的欢送横幅，以此表达他与群众间的深厚情感。

　　此外，我还着力描绘了诸多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社员大会上饲养室里混杂的牲畜气味与喧闹人声、打麦场上妇女们的打闹逗乐、田间地头劳作时的汗水与笑骂、婚丧嫁娶中的繁复礼仪与风俗民情……通过这些日常情景，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态和生产生活面貌。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努力被冷丁先生敏锐捕捉到，他评价道：作品中展现的"乡村生活、耕读劳作、邻里交往、家族恩怨、男女情缘、背井离乡乃至宦海浮沉等世相百态"，"充溢着浓郁的生活底色"，具有"高度的真实性、生动性和时代性"。谢谢冷丁老师的过誉褒奖。

　　每看到此，我都敲一下自己的头：注意清醒!

　　五、语言风格：乡土方言与时代语境的融合

　　《白鹿原》的语言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大量鲜活的陕西方言俚语运用，让文字沾满泥土气息;富有个性的人物对话，让每个角色栩栩如生。白嘉轩的沉稳持重、鹿子霖的圆滑世故、黑娃的耿直率真，都通过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白嘉轩说："人做事不是做给旁人看的"，短短数字透着他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鹿子霖说："哪怕他说你是共产党哩!"这句看似轻描淡写却暗藏政治倾轧心机的话，揭示他的圆滑奸诈;黑娃说的"学为好人"四字，道出他浪子回头的感悟。这种语言魅力，始终是我创作中的学习楷模。

　　在写作中，我注意了这三个方面：

　　一是方言俚语的适度运用：融入"谝闲传""日弄人"等方言词汇，以及"宁叫男大十，不叫女大一"等当地俗语。比如写于刚乾买打井设备过县河时，一位拉河人说"都知道咱这儿有三精：精身子穿褂褂，精沟子穿棉裤，精脚子穿棉窝"，以此解释自己为啥光着屁股;席广田为制止儿子与梅梅往来说：梅梅这娃太“野”了，就不要和她黏(ran 二声)了!郝振宇先生曾评论：《大梁村》"在纯粹的陕西关中农村语言和西安普通话之间找到了平衡，巧妙克服土话的地域性限制和普通话的虚假性，因此赢得读者广泛欢迎"。

　　二是追求语言的朴实。有人曾评价《大梁村》的语言"简洁明快，崇尚白描，祛除繁缛，拒空洞，弃浮夸"。写作中，我尽量少用形容词、副词，多用短句和白描手法。譬如写于恭让对方副社长直言："说假话写假证明的都不是好东西，有瞎怂领导，也有不是领导的瞎怂，害了人还被提拔，这样下去就把人心给弄瞎了。这人心呀，怪得很，要向好，就像筑水坝，难死人;要向坏，就像堤坝垮塌，稀里哗啦!"

　　再如写闲聊场景。金文涛斜靠在炕边，眯着眼懒洋洋地说：谁给我装烟点火，我就给谁来一段好的。闫老三接话道：看把你自在谄活的，都别理他，今天就憋死他金文涛瞪他一眼：今天我就要你弄，你到底弄不弄?"闫老三毫不含糊回答：不弄! 于是金文涛讲起闫老三的笑话：嘣嘣嘣嘣嘎，老三弹棉花，午饭没吃面，弦断回了家……为啥?他要吃片片面;为啥两天都要吃片片面?他说他妈把他生了两天!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三是时代性语言的融入：譬如于刚乾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参与"《资本论》是否过时"的辩论，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支撑，批驳反方倡导的自由资本主义观点：《资本论》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从未失效，全球化背景下的贫富分化，恰恰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延续与发展。我们批判的是剥削制度，而非技术进步本身! 这段充满理论色彩的对话，与《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儒家说教形成对照，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和使命感。

　　贾平凹先生百忙之中读《大梁村》，先后三次做评论：指出《大梁村》“是优秀之作。生活气息极浓，语言朴实但有力”“人物鲜活，年份跨度长而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好作品，读起来非常有意思，有启示”“确是本好书”。

　　这一回，我多次敲了自己的头，提醒自己：这是极大的鼓励，别因此而昏了头!

　　六、文化变迁：在时代转型中叩问精神坚守

　　《白鹿原》是本厚重的乡土文化百科全书：书中的祠堂原本是宗族权力的象征，却在时代大潮冲击下，沦为政治争斗的工具;威严的族规失去往日约束力，白、鹿两大家族的伦理秩序崩塌;田小娥被封建礼教无情绞杀;朱先生追求的儒家理想化为泡影。随着革命思潮涌动和战乱频发，乡村宁静秩序被打破，年轻一代追寻新思想，农耕文明土崩瓦解，传统文化走向衰落。

　　而我创作《大梁村》时，始终在思考：如何呈现新时代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变迁?我知道，这个新时代与《白鹿原》反映的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农耕文明时代有本质不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瓦解，最终建立起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如此巨大的制度变迁，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价值的巨大转型。

　　人民公社时期，有席广田、于刚乾这样一心为公的人，他们不顾个人得失，甚至把生死安危抛在脑后;但也有像聂老大那样的"四不清分子"，还有自私自利的尹宝石。为集体、为人民、为共同理想奋斗，是那个时代人们追求的道德。当时评判一个人好坏、评选先进，主要就看这个人爱不爱集体。我写作时，自然要展现这方面的矛盾，展示这种精神;而不能用现代的一些观念“扭曲”他们。

　　所谓现代的一些观念，主要是受市场化的冲击，各种思潮涌现，习俗文化开始裂变，特别是物欲膨胀，人的自然属性被放大，社会属性在减弱，人性也发生扭曲。丁锁柱靠关系承包工程，通过造假谋取私利;易建设利用手中权力，低价变卖国有资产，成了腐败分子;金玉秀婚姻不幸，又遭遇下岗失业，穷困潦倒，思想迷茫;尹宝石进城做生意、炒股，亏得血本无归，怨天尤人;等等。

　　这时我也在思考，那时的于刚乾、席广田身上的奋斗和奉献精神，现在到底该怎么看?有人觉得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张扬个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已不合时宜了、过时了。但冷丁先生在《一曲精神坚守者的赞歌》里，对这一代人的精神形成做了很好概括，充分肯定了这种精神坚守。我也很希望在自己作品里，把这种文化变迁中的精神坚守和矛盾冲突，如实地呈现给读者。当然，呈现效果还有很大差距，我自己也不完全满意。

　　结语：致敬文学的人民性

　　创作《大梁村》，动笔时我并未意识到这部作品与《白鹿原》的关联，只有简单心愿，就是想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留下一点东西。但在构思过程中，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对我影响越来越大——我渐渐明白，所谓"致敬"并非形式上的模仿，而是要反映时代的真实模样，讲他们的故事，表达他们的心声。

　　回望创作历程，令我欣慰的是没有陷入对《白鹿原》的简单模仿。《白鹿原》以史诗笔触为农耕文明画上句号，而《大梁村》则试图在"后白鹿原时代"的语境中，探索乡土中国在新时期的文化巨变。从人民公社时期集体主义精神的高扬，到改革开放后个体意识的觉醒;从于刚乾式理想主义者的坚守，到易建设式功利主义的沉沦——这些矛盾冲突并非刻意制造，而是中国乡村在转型期经历过的阵痛。

　　有读者曾问："于刚乾这个人物是否过于理想化?"我的回答是：理想主义从未过时，只是需要在现实土壤中找到生根之处。就像作品中那个细节：于刚乾听了下岗职工生活状况的汇报后，登门走访特困职工家庭，一进门，看到一位脸色发白、有气无力的女主人——她，就是于刚乾的初恋对象、现在卖血求生的金玉秀。——理想主义者的思想和行为，与这样的生活相连着啊!

　　这或许也是《白鹿原》给予我的启示：真正的文学既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大地。

　　郗崇民老师通读全文，写下《一部凸显人民性的呕心力作》的文章。他说：“体现人民性的作品就是扎根土地，真实展现人民在历史中的状态和作用;而《大梁村》正是以辩证视角呈现特定时期人民的状况与作用，不仅描写人民生活，更要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体现人民的精神追求”。

　　郗老师的评论，说到了我心坎上。我建议把这篇文章和冷丁老师的《一曲精神坚守者的赞歌》编入该书。如果问《大梁村》最想传递的东西是什么?我想，大概就是这份对人民性的坚守与表达吧!

　　——而这，或许就是对《白鹿原》精神的最好致敬!

　　写完此稿，我想起责任编辑王彦龙老师，他知识广、很认真、率直坦荡，直言批评;为按时出版，他熬夜加班，《大梁村》凝结着他的智力和辛劳;我们成了好朋友。正要发送此稿时，收到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写《大梁村》的文章《让我们学会哭泣》。想起半年前高老师为我泼墨题写的“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心想：我这个人咋这么幸运，总遇到好人，这么多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