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峰

安史之乱（755-763年）如同一把利刃，划破了大唐盛世的繁华表象，将王朝推向由盛转衰的深渊。在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乱中，杜甫以“诗圣”的敏锐洞察时代苦难，以“诗史”的笔触记录民生疾苦。乾元元年（758年）至乾元二年（759年），杜甫任职华州司功参军的这段时光，虽短暂却意义非凡。华州不仅是他政治理想破灭后短暂的栖身之所，更是他直面底层苦难、创作出“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与“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的关键之地。这片浸染着战火与民生凋敝的土地，为这组千古绝唱提供了最鲜活的创作素材，而“三吏”“三别”也成为杜甫在华州这段历史最深刻的注脚。

从庙堂失意到民间扎根

杜甫赴华州（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任职，是安史之乱中政治动荡与个人命运交织的必然结果，也为他接触底层百姓、催生“三吏”“三别”埋下伏笔。

贬谪华州：政治理想的破碎。至德二载（757年），杜甫历经艰险从沦陷的长安出逃，“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的赤诚打动唐肃宗，被授予左拾遗一职。这一从八品上的谏官职位，虽品阶不高，却能直接参与朝政，让杜甫看到了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政治理想的希望。然而，这份希望很快因他为好友房琯罢相仗义执言而破灭。

乾元元年（758年），房琯因兵败陈陶斜被罢相，杜甫上疏直言“琯有才，不宜罢免”（《旧唐书・杜甫传》），触怒急于巩固皇权的肃宗。最终，杜甫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名义上是调任，实则为贬谪。华州司功参军掌管地方祭祀、学校、选举等琐碎事务，与左拾遗“供奉讽谏”的职责相去甚远，这让杜甫彻底脱离朝廷核心，政治理想遭遇重创。他在《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中以“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的反语，道尽内心的愤懑与失望。

华州见闻：民生苦难的冲击。华州地处关中东部，是连接长安与洛阳的交通要冲，也是安史之乱中唐军与叛军对峙的前沿补给地。这里虽未直接遭受战火摧残，却承受着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朝廷为补充兵力、筹集粮草，不断向民间强征徭役、赋税，底层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担任司功参军期间，杜甫需处理户籍登记、徭役征派、丧葬安抚等事务，这让他得以深入华州的乡村、驿站，近距离接触到被战乱裹挟的百姓。他看到“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新安吏》）的残酷征兵场景，目睹“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垂老别》）的生离死别，也见证“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无家别》）的家园荒芜。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彻底打破了他初到华州时“老去悲秋强自宽”（《九日蓝田崔氏庄》）的短暂闲适，让他的目光从庙堂转向民间，为“三吏”“三别”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真实素材。

“三吏”“三别”：安史之乱的苦难歌吟

乾元二年（759年），唐军在邺城之战中惨败，“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资治通鉴》）。为重整兵力，朝廷在关中地区大规模征兵，华州成为重灾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杜甫因公务往返于华州、洛阳等地，将沿途所见所闻融入诗歌，创作出“三吏”“三别”，以纪实之笔勾勒出安史之乱中底层百姓的生存图景。

“三吏”：官吏视角下的征兵悲剧。“三吏”以杜甫的旁观者视角，记录了华州及周边地区征兵过程中的残酷现实，分别选取新安、石壕、潼关三个地点，展现不同层面的民生苦难，层层递进地揭露战争对百姓的摧残。

《新安吏》聚焦少年被征的制度性悲剧。新安（今河南新安）是华州以东的征兵中转站，杜甫在此看到官府打破“成丁而入，六十而免”（《大唐六典》）的旧制，强行征发十六至十八岁的“中男”入伍。诗中“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的追问，与“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的回应，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官府的冷酷与无奈。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的质疑，既饱含对少年命运的担忧，也暗含对朝廷征兵政策的批判。结尾“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的安慰，看似劝诫，实则难掩对百姓被迫牺牲的痛惜——在平叛的大背景下，百姓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石壕吏》是“三吏”中最具感染力的篇章，记录了官吏深夜捉捕老妇充役的惨剧。石壕村（今河南陕县东南）是华州通往前线的必经之地，杜甫夜宿于此，目睹“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激烈冲突。老妇“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的哭诉，道尽家庭的破碎；“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的陈述，展现生活的窘迫。即便如此，老妇最终仍“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主动前往前线，以衰老之躯为家庭换来一线生机。诗末“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的场景，以无声的悲凉收尾，将杜甫的无力与同情融入字里行间，成为“诗史”风格的典范。

《潼关吏》则聚焦军事防御背后的民生焦虑。潼关是关中的东大门，安史之乱初期曾因哥舒翰兵败而失守，长安沦陷。乾元二年（759年），唐军重修潼关防御工事，杜甫在此看到“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的紧张场景。他与潼关吏的对话，既展现了“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的防御工事，也通过“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的告诫，反思历史教训。这首诗跳出单纯的民生苦难，将百姓命运与国家安危紧密联结——只有守住潼关，才能避免更多百姓遭受战乱之苦，体现出杜甫“忧国”与“忧民”的深度融合。

如果说“三吏”是旁观者对征兵事件的记录，那么“三别”则以第一人称视角，让被征者自述命运，展现战乱中个体的痛苦与尊严。杜甫通过新妇、老翁、老兵三个典型形象，将民生苦难具象化，赋予诗歌更强的情感冲击力。

《新婚别》讲述了新妇“暮婚晨告别”的短暂婚姻悲剧。诗中以“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起兴，用柔弱的兔丝比喻婚姻的脆弱，暗示征夫之妻的不幸命运。新妇“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的抱怨，道尽婚姻的仓促；“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的遗憾，展现传统礼仪下女性的困境。但在痛苦之外，她仍以“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的大义鼓励丈夫，甚至表示“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以放弃梳妆的方式坚守忠诚。这种小我与大我的矛盾，让新妇的形象既真实可感，又崇高动人。

《垂老别》刻画了老翁“子孙阵亡尽”仍被迫参军的决绝。诗中“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独白，道尽老翁的绝望——子孙全部战死，自己本可苟活，却仍要被征入伍。“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的动作，展现了他的决绝；“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的场景，凸显生离死别的悲痛。即便深知“此去必不归”，老翁仍接受老妻“劝加餐”的叮嘱，以沉默的牺牲诠释家国大义。诗末“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描写，将个体悲剧上升到时代悲剧，揭露战乱的残酷本质。

《无家别》则讲述了老兵战后归家却无家可归、再度被征召的孤独。老兵从邺城溃败归来，本想在沧洲安度晚年，却发现家乡“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亲人已逝、家园荒芜。正当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试图重建生活时，又被县吏召去“习鼓鞞”。“内顾无所携”的孤独，“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的麻木，让他最终在“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烝黎”的拷问中，走向未知的战场。这首诗以老兵的视角，展现了战乱对“家”这一精神寄托的摧毁，堪称安史之乱中百姓流离失所的缩影。

标识了杜甫诗歌与思想的成熟

杜甫在华州时期的“三吏”“三别”，不仅是杜甫对安史之乱的真实记录，更标志着他诗歌创作与思想境界的成熟。这段经历让他从“忧国”的庙堂之臣，转变为“忧民”的民间观察者，其诗歌也从宏观的家国感慨，转向微观的个体关怀，最终形成“诗史”的独特品格。其一，创作风格：现实主义的巅峰。“三吏”“三别”以实录精神为核心，通过细节还原历史真相。无论是《石壕吏》中“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的生活细节，还是《新婚别》中“席不暖君床”的时间细节，都以小见大，让战乱的残酷具象化。同时，杜甫采用对话体与第一人称叙事，让人物自述苦难，避免主观抒情，增强了诗歌的真实感与感染力。这种“以文运事”的写法，将叙事与抒情完美融合，使诗歌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情感的温度，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典范。

其二，思想境界：民胞物与的升华。在华州之前，杜甫的“忧”多与国家命运绑定，陷贼时忧长安沦陷，归朝后忧朝政腐败。而在华州，他的“忧”开始与个体命运深度联结——他不再是站在庙堂之上俯视百姓的官员，而是身处民间感受苦难的同路人。他既同情百姓的悲惨遭遇，又理解平叛的必要性；既批判官吏的残暴，又深知其背后的制度性困境。这种辩证的思考，让他的“忧国忧民”超越了单纯的文人同情，升华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民胞物与情怀，成为其“诗圣”称号的核心内涵。

其三，历史影响：跨越千年的共鸣。“三吏”“三别”自问世以来，便成为记录安史之乱的“活档案”，填补了官方史书对民间苦难记载的空白。它们不仅影响了中唐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晚唐聂夷中的《伤田家》等现实主义创作，更以其蕴含的人文精神，跨越千年仍能引发读者共鸣。在当代，这些诗歌依然提醒着人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应关注底层疾苦、尊重个体生命，这正是杜甫在华州创作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乾元二年（759年）冬天，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一职，带着家人前往秦州，从此彻底告别仕途，开始了漫长的漂泊生涯。华州虽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驿站，却因“三吏”“三别”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标。千年之后，当我们重读“三吏”“三别”，仍能透过文字，感受到华州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以及一位伟大诗人穿越时空的良知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