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小说始终围绕着“人”来写，写人的“存在”状态，生命价值，人生意义。关注“人”，特别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处境及尊严问题始终是文艺复兴以来欧美伟大作家的优秀传统。
　　契诃夫的小说《醋栗》写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到过着“幸福生活”的地主阿廖欣那里避雨的事。他们一起洗了澡，换了衣服，享受着“平平静静”的“幸福生活”。晚上，伊万·伊万内奇讲起了他弟弟尼古拉·伊万内奇的事。伊万的父亲本是少年兵，后来做了军官，给兄弟俩留下了世袭的贵族身份和一份小小的田产。父亲死后，那份小田产抵了债。弟弟尼古拉在税务局工作。一年又一年地抄写文件。可他心里老想着一件事：回到乡下，找个靠河或近湖的地方买一个小小的庄园，庄园里一定得有醋栗。他整天想着这事。常常画着他那庄园的草图。他为此省吃省喝，贪财至极。他娶了个又老又丑的寡妇，只因她有钱。婚后，他极端吝啬，妻子常常挨饿。三年后，妻子去世。妻子死后，他就买了一个庄园，种上醋栗。整个人胖了，“皮肉发松”，“脸颊、鼻子、嘴唇，全都往前拱出去”，活像一头猪。他过着猪一般懒散的寄生生活，而且处处摆起贵族老爷的面孔。
　　伊万面对弟弟的“幸福生活”，竟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沉重感觉”。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伊万一语道破：这种“安静”、“太平”的幸福是靠受苦受难者的普遍沉默来支撑的。这种“幸福”之所以“安静”、“太平”是因为对周围的苦难闭了眼。看不见别人的血泪，听不见别人的呻吟。由此，伊万开始自剖：“我也幸福而满足……我常说，自由是好东西，我们生活中不能没有它，就跟不能没有空气一样，不过我们得等待。”接着他开始质问：“为什么要等?根据什么理由?……再说一遍，为什么要等?等到没有了生活的力量才算吗?”
　　契诃夫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哈维尔式的责任问题：对自己的责任，对生活的责任，对时代的责任。抽空了责任，生活就降到了“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哈维尔语)。自由不过是“自由地选择哪种牌子的洗衣机与电冰箱的自由”。这样的幸福是鄙陋的，这样的自由是侏儒般的自由。人不该拿青春去等。等的前方是老泪纵横，是遗憾，是坟墓。人的一生，短短几十载，应该抓紧时间生活着，而不单单是活着，应追求一种高贵的幸福，一种高大、挺拔、有尊严的自由。
　　人可以为做过某事而后悔，但不应为没做某事而遗憾。
　　可伊万已经老了，“不适宜做斗争了”，“甚至不会憎恨人了”，“只能满心地悲伤，生气，烦恼……”他夜里睡不着，不停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反复地说：“要是我年轻点就好了!”
　　他握住地主阿廖欣的手，“带着可怜样的笑脸”用恳求的声调说：“不要心平气和，不要容忍您自己昏睡!趁您还年轻力壮，血气方刚，要永不疲倦地做好事情……如果生活有意义，有目标，那意义和目标就绝不是我们自己的幸福，而是比这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做好事情吧!”
　　这段肺腑之言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高贵之处。可我只是个庸俗的个人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幸福。但我想，即便如此，我也希望自己的幸福是站立的，笔直的，而不是“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然而，阿廖欣沉默着。
　　我们也沉默着。一直沉默着。
　　伊万的故事让周围的人觉得“乏味得很”。他们只想“谈一谈或者听一听高雅的人和女人的事”。或者谈谈与自己生活直接相关的麦粒、干草、煤焦油。
　　我们也只想谈一谈影视明星、球星、网游、快乐大本营之类的事。或者谈谈与自己生活相关的汽车、油价、股票等等。
　　伊万睡不着，雨点通宵抽打着窗上的玻璃。
　　面对窗外纷繁的世界，我们呢，是否还在装睡?□李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