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今生与西安回坊有缘。在许多熟人的印象里，我初进西安回坊是在一九八五年“五一”放假，高考预选结束后我来位于北院门的西安市三十二中看父亲的时候。其实，我初进西安回坊的时间要比这早整整十三年。
　　一九六八年夏，在省三门峡管理局任秘书科长的姨夫已靠边站，被关在牛棚里接受改造。在省农牧厅计财处工作的姨，休完生我表妹的产假就要上班了。我的两个表哥正上小学，表弟刚进托儿所，都顾不了家。远在三门峡库区边上老家的母亲，便带着刚满四岁的我来西安帮姨带孩子。他们家住在南郊黄雁村。
　　一个星期天下午，姨在家休息，母亲便带着我去红埠街土车巷看望父亲高中大学两度同学的父亲，陕西省十大名医之一的雷鸣霄老先生，即我的雷爷。母亲和雷爷、雷奶在屋里说闲话，我则在窗外院子里和雷爷的孙子、父亲老同学雷伯的儿子玩儿。当时我穿着海魂衫、蓝裤子、绿凉鞋，自以为很文明，和城里人一样。没想到不知为一件什么小事两个人没说到一起，和我同岁的玩伴便嘲笑我：“乡什户，卖油茶。”我一听，便放下手中的玩具，生气地说：“我不和你玩了，回我姨家去！”
　　我一个人出了他家的大门，从土车巷走到红埠街，再走到麦苋街、北院门，又从竹笆市口拐到钟楼西南角的南大街6路公共汽车站。人上人下，车来车往，就是不见我等的6路汽车。一着急，我就哭了起来。许多人都说要带我去找大人，我都不跟他们去。最后，也不知哭了多长时间，还是一个中年民警把我带到了位于东大街的公安碑林分局。他们问我父亲叫什么，我说了父亲的名字；又问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说在黄河滩柳村解放军叔叔那儿放羊；还问我家在哪儿住，我说在老朝邑龙尾沟。在西安的地图上，只有渭河滩，没有黄河滩；只有龙首原，没有龙尾沟。尽管我提供的都是真实情况，这些足智多谋的公安干警还是个个抓耳挠腮没辙了。他们只好带我洗了脸，又给我从灶上打了一份西红柿鸡蛋面让我吃。还问我哭了那么长时间，想不想喝汽水，我说想，他们又派人出去专门为我买了一瓶汽水。吃饱喝足之后，他们又问我累不累，我说累了，他们就把我抱到一个单人房间的木床上，放下蚊帐，说了声“不要着急，家里人来了就叫你”就出去了。他们一走，我就睡着了。
　　母亲说完闲话，准备回去帮姨做饭。出了房门一看，我不见了。问我的玩伴，说我生气回姨家去了。母亲便顺着来时的路找，找到下车的地方仍不见我，只好拐了回去。雷爷一看我不见了，心里非常着急，立即动员附近的亲戚朋友分头去找。隔壁一个回民老太太说：“牛牛车儿，惊不远。娃小，看是不是看啥地方热闹，躲在那儿玩哩！”就让她十来岁的一个孙女领着一帮小孩，敲着自己家里的铜脸盆到处喊着我的小名找我。脸盆底儿都敲烂了，也没见我的影子。雷奶做好晚饭后，满屋子人谁也吃不进去。母亲隐隐约约听见雷爷在院子里小声对雷奶说：“武斗刚结束，城里正乱着哩。我看娃八成是找不见了。咱该咋给他李爷、李叔交代呀！”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被人叫醒。一个民警抱着我来到了办公室。他说：“你家里来人接你来了。刚买回来西瓜，你吃了瓜再走。”我睁开眼睛一看，站在我面前的身材高大的党伯，我刚到县的时候，见过一面。他一见我就一把抢了过去，说：“你个小仔娃子，把一大圈儿人都急死了，你倒在这躲清闲！”他边脱下夹背心裹着我往外走，边掏钱要给民警结我在那儿的开销账。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上影影忽忽听见送我出门的那一伙警察笑着说：“捡他、照顾他的是张朝林，老张已下班回家了。不用谢！”原来，党伯找我时，到公安莲湖分局报了案。当天晚上两个分局例行电话沟通情况时，才找见了我。莲湖分局就立即通知了住在附近的党伯。我再见母亲的时候，已是十几个小时之后新的一天的凌晨两三点了。
　　初进西安回坊的这次遭遇，给我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正因为这样，当我二十八年后遭遇人生中的巨大危机，萍踪浪迹、漂泊无定之际，我首先想到了西安回坊。“大隐隐于市。”我知道，一走进西安回坊，我就如猛虎归山，蛟龙入海了。在这一块古老而又神奇的热土上，有我的兄弟，有我的亲人，有许许多多帮助爱护我的人。正是在这一段时间深入西安回坊的采访、创作，既帮助了别人，又成全了我自己。有时我突发奇想，西安回坊之于我正如大地之于安泰。□李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