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的上海外滩
　　“上海是世界上最藏污纳垢的场所……”苏联远东通讯社驻北京分社社长霍多罗夫曾如此刻薄地评价这座“东方巴黎”。在他眼里，“上海是奸商、密探、假绅士和骗子出没的城市”。租界华界分治、华洋各色人等杂处的情形使上海必然成为一座遍布权力真空地带的魔都，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各方特务乐意光顾的“间谍之都”。
　　任何一部以那段上海谍影岁月为主题的著作都无疑是吸引人的。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华百纳的《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便是这么一本书。诚如华百纳在书中开宗明义所写的那样：1930至1940年代的上海，充满可怕的罪恶、野蛮的犯罪和阴险的政治，地球上没有一块能比这里更适于展开秘密战争了。”而他则希望能在此书中通过上海的所谓“秘密战”来反映“国家之间在全球范围内互相角逐的微观世界”。
　　不过，如果想了解二战前后中外各方情报机构如何在上海滩斗法，那么读完本书后恐怕会略感失望。尽管本书详细描写了英美情报机关在上海的活动经过，甚至也披露了纳粹德国特务在魔都鲜为人知的踪迹，却并未描绘一场如书名那般激动人心、跌宕起伏的秘密战全景。虽然花费了近半本书的篇幅来铺陈欧美各国“情报人员”的身份背景以及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江湖关系，然而故事发展到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时，读者便可以忘了这一切。
　　理由很简单。因为这场所谓“秘密战”尚未进行，便已宣告结束了。
　　例如华百纳在书中惟妙惟肖地讲述了英国特勤部“东方行动”在上海各类活动的来龙去脉，但此项草草执行的行动刚开始便一败涂地，以至于让整个情报组织一蹶不振。作者在书中也承认，随着“东方行动”的失败，英国早在1942年初便已失去了在上海直接搜集情报或从事地下破坏活动的可能性。之后，随着上海外侨社群逐渐土崩瓦解，大部分英国情报人员都迎来了各自难以避免的命运——搜捕、拘禁、逼供以及严刑拷打。无论是“包打听”式的记者、混迹四方的江湖郎中与流氓恶棍，还是洋行大班、冒牌的印度公主，均无一例外会被列入日本各类反间谍部门的“黑名单”。无论之前的经历如何传奇乃至显赫，此时此刻全都不值一提，在日本人统治的上海也都将一无是处。此外，自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日本人对滞留上海的德国人同样防备日严。
　　相较于书中对英国各类情报组织事无巨细的叙述，对苏俄情报机关在上海乃至中国的活动情况却并未多提。由于数量庞大的俄人社群，上海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便成为苏联在远东最重要的情报中心之一。苏联方面潜伏于上海的情报组织繁多，既有共产国际的，也有红军情报总局（即“格鲁乌”）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即克格勃的前身“格别乌”）的。这些情报组织又常与中共在上海的各级组织建立联系，开展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甚至与国民党军情系统进行合作。抗战初期，苏联成为给予中国抗战实质性援助的惟一大国。除了军事援助领域的合作外，中国与苏联在情报方面的系统合作甚至要早于英美。1938年5月，双方签订了《中苏情报合作经费负担议定书》，决定设立一个共同对日进行情报侦察的特别合作机构——“技术研究所”。中方相关事务由军统直接负责，首任所长则是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该机构亦设有上海组，负责调查日军在华中的军事部署、政治策略以及物资运配情况。至1938年底，上海组至少已截获日方二十份重要军政文件，其中不乏苏联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此外，苏联情报部门还负责培训军统特工的文件伪造技术、密码使用技巧等“专业技能”。
　　当时日本军方对久居上海的俄人群体确实非常警惕，始终防备苏联情报部门趁机渗透，通过各种方式排查他们眼中的可疑人士。比较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1941年时戴笠的亲信文强，奉命潜回上海负责策反与情报工作。他所搭乘的轮船开出温州后没多久便被日军扣留检查。结果，日本人真正要抓者并非文强，却是这艘船的俄裔船长。可惜的是，本书对苏联人在上海“秘密战”中的表现着墨非常少。此外，书中对日本各类军政情报组织的描写大多都是依据英方资料从英国情报人员角度来出发，却未见系统、客观的解析，亦是遗憾。
　　时至1942年底，除中国外可能有多达十五家不同的盟军情报组织在中国境内活动，但这些组织对战争进程实际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在日伪统治的腹地上海，尤为如此。怡和洋行大班、特勤部高级官员恺自威曾无奈地表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在中国毫无独立性可言。要建立一套这样的体系，在和平时期也要花上好几年的工夫。我们现在只能通过中国政府才能工作，换句话说，就是要看蒋介石和戴笠的脸色。”或也因为此，以英国特勤部为代表的情报组织，似乎也失去了在上海重建组织的强烈意愿，只是通过中国情报机构——如王芃生执掌的国家问题研究所来获取上海以及江浙地区的相关信息而已。在战争之后的岁月中，特勤部从未将上海视为其活动重心，反倒更关心英国在东南亚各处殖民地的情报战。在与“中统”的合作过程中，便曾要求中国有关方面向马来西亚秘密派遣大量情报人员从事地下工作。
　　显而易见，如果想要知晓战争期间“上海秘密战”的全貌，那么必然需要探究中国各方与日本、汪伪诸势力在隐蔽战线的乱战。然而，华百纳的《上海秘密战》恰恰完全忽略了这场“秘密战”的“中国要素”。抗战时期上海最引人注目的“秘密战”理应是日本、汪伪以及重庆特务部门之间的明争暗斗。这几方纷繁复杂的斗争关系让上海滩陷入血雨腥风的恐怖气氛之中。自1939年6月起汪伪特务便在丁墨邨、李士群的指挥下在上海拉开了“暗杀战”的序幕。而“军统”除了暗杀各类通敌者，甚至一度授权其特工可在上海随意刺杀日本军人而“无须事前报备”。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数百位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中外人士死在了各类组织的枪口与刀下。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军政当局则利用诸如“七十六号”这样的汪伪特务组织去渗透、影响乃至干预租界工部局。当时替周佛海打理上海经济事务的孙曜东如此评价“七十六号”与日本人的关系：“那时候，日本特务机关和‘七十六号’分不了家。涉及外交方面，‘七十六号’就让日本宪兵去搞，因为工部局没办法。其余的就是七十六号搞。日本人进租界，这个里头很多事了，占中国银行，恐吓中国银行，还送炸弹，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换而言之，若打算深入探讨当时上海境内中外各界情报乃至特工活动，则无法避开“中日汪”而不谈。作为“飞地”的租界纵然是一个“小世界”，但仍是“大上海”的一部分。
　　华百纳早在序言里便表示：“本书定位在中国，但并非主要谈论中国”，而是想讲述“在上海这块‘飞地’上离奇的微型世界大战”。然而，若剥离中国各方势力乃至日本来讨论这场贯穿战争的“秘密战”，那么剩下的可能只是一群西方基层特工在“东方巴黎”所经历的冒险而已。
　　这场冒险刚开始就结束了，而且无关紧要。□沙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