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无奇不有，就像有些花，开在墙内，却闻不到香味，走到墙外，一股清香居然扑鼻而来。有些作品也一样，比如上上世纪，也就是公元1843年由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
　　今天的小学课本和中学课本上都有关于《海国图志》的介绍，十三亿人的中国，极少有不知道《海国图志》的人。但在《海国图志》出版时的1843年，却没有几个人对此赏识。当初魏源在扬州刻印此书时，只印了一千册，很快就在拥有上百万绅士的大清王朝销声匿迹了。不但如此，魏源还遭到朝、野一些人的责难，认为他不务正业，热衷于歪理邪说。
　　可是，有一艘中国商船开到日本长崎后，在例行的检查中发现了三本《海国图志》。日本人像获得珍宝一样，连忙把此书翻印，读者居然从官员到民众，很快扩散到日本全国，以至于被印刷十几次，还“供不应求”。这是1851年的事情。到了1859年，据说《海国图志》在日本已经被连印了15版，价格也涨了三倍，且依然十分畅销。
　　一本中国人编撰的书，何以在中国被冷落，在日本却成了香饽饽？原来《海国图志》里介绍了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乃至造船造炮的工艺等。这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虽然经历了惨痛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但中国人那种“天朝”的优越感并没有被英国人的大炮震醒。
　　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则轶闻：总理衙门的掌门人李鸿章在一条船上与洋人谈判，洋人用香蕉等水果招待。李鸿章没有见过香蕉，他拿起香蕉就连皮带肉一起吃，洋人很惊诧，对他说，香蕉要剥了皮再吃。李鸿章马上不高兴了，他说，我们天朝的臣子们吃这个东西就要连皮一起吃！以李鸿章的身份和经验，估计他老人家不会这般的没有常识。但是，当利玛窦带来世界地图时，朝廷的文武百官看到中国原来只在地球的一个角落，竟然群情激愤，非要利玛窦重新绘制一张世界地图，把中国置于中心地位。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在儒学的熏陶下，已经成为愚昧而顽固的一个群体了。不但朝廷那些大臣们冥顽不化，把鸡毛当令箭，把无知当能耐。在民间，同样吹拂着一股霉变的迂腐味。在这样的氛围下，那本介绍西方“蛮夷”的书，理所当然要被弃之如履了。
　　日本不一样，日本人在1840年至1860年期间，也曾多次遭受列强的欺凌，他们有极其强烈的危机感，认为很有必要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百工技艺。正好有一本中国人编撰的《海国图志》，真可谓是雪中送炭，雨中送伞!
　　仅仅十年后，也就是公元1868年，日本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天地反覆的大变革，著名的明治维新开始了！
　　中国呢？正当日本轰轰烈烈地开展明治维新时，中国依然与列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周旋”，结果可想而知。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割让了香港；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签订，拱手交出了领事裁判权；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中国有了“国中之国”；1849年葡萄牙武力抢占澳门半岛；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分别与英、法、美、俄签定《天津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国失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59年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1860年分别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又给俄国割让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卓尔南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海国图志》在自己出世的祖国没有人愿意读，这既有朝廷的愚顽和无知，也有民间的愚顽和无知。朝野都陶醉在诵读经书的隐逸中，构成了当时中国社会一幅可悲的夜郎自大图。
　　今天的人每读中国近代史，几乎都有一种憋屈感，为什么一个地广人多的中国，一个经济上毫不逊色的中国，居然在大清王朝的统治下，孱弱得像一个患了恶疾的女子，任人欺凌、任人践踏？
　　总结教训的文章浩若瀚海，只可惜极少有刨根究底的真知灼见。
　　一个民族也好，一个人也好，不怕犯错，不怕走弯路，就怕有错不改，就怕在没有彼岸的道路上一直走到黑。
　　□均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