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5-02-02

　　前些年，微博如日中天，随之浮出一句口号：“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一时传诵江南江北，墙内墙外。这两句话，我喜欢前者要甚于后者，尽管后者才是重点，读来更为铿锵有力，更能振奋人心。关注的确是一种力量，无论对被关注者还是关注者，都是如此;围观能否改变中国呢——这里的“改变”，当指前进而非后退，光明而非黑暗——我则不敢断言。
　　假设一人当街作恶，殴打卖菜的妇人或乞食的老弱，引来万众围观，在睽睽众目之下，他的恶行会不会有所收敛？这并无一定之理可言。如果他要面子，如果他懂得愧疚，如果他心底还有一丝残余的天良，也许他会收起施暴的魔爪，就此落荒而逃；反之，公众的围观非但不能阻止，反而将刺激、加剧他行恶的决心和兴致，由此，行恶不止是一种惩罚或报复，而且升级为一种暴力表演，一种对社会的威慑。若将作恶的个体换成公权力，这一论断还是有些道理的。换言之，如果公权力受约束、有底线，待它作恶之时，公众的围观可能使它如芒在背;如果公权力无拘无束，予取予求，哪会在乎公众的围观呢，围观并不足以构成一种监督。
　　微博时代的围观(微博时代有时便被称作“围观时代”)，则迥异于传统的围观。鉴于微博的公共属性，围观变成了一种参与，譬如丑闻爆发或义人蒙难，公众纷纷说“关注”“关注”，这些关注，不论对受难者有没有助力，有多少助力，至少对围观者而言，生出了在场感甚至正义感；相反，如果公众都不去围观，各人自扫门前雪，对公共事务漠然置之，那才是所谓的看客。
　　相比传统的围观，微博时代的围观无疑前进了一步。这一步的意义不容抹杀。模仿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的口吻：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中国的一大步。正基于这一步，围观的确改变了中国。微博兴起这些年来，中国的公共事务，多少贪官落马，多少丑闻公开，多少冤屈昭雪，多少落难者获救，几乎无一能离开微博的围观，只不过，微博有时是里子，有时仅是面子，围观有时推动了中国，有时则无能为力，甚至自顾不暇。
　　说到底，围观能否改变中国，充满了偶然性，就像段誉初学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这背后原因多多。其中两点，直接决定了围观能够走多远。
　　首先我们要谈谈中国的公共空间。作为公共空间的载体，广场也好，媒体也罢，它们的性质，决定了公共空间好似孙悟空的金箍棒，可大可小，可有可无。作为公共参与的一种方式，围观本来可以加固、拓宽公共空间的边界，到头来却得受公权力左右；当围观形成的压力足以与公权力对峙，围观者所伫立的地方，大抵便是公共空间的边境;当公权力根本不为围观所动，不管有多少围观者，不管他们的嗓门有多大，此刻，公共空间便被无视了。
　　所以说，围观能否改变中国，首先取决于中国是否拥有一个合适的公共空间。现实则是，这样的公共空间正处于草创期，围观也是建设的一种路径。由此，围观与公共空间的建构，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然围观所扮演的角色，只是栏杆，而非支柱，只是下限，而非上限。倘公民仅仅止步于围观，那么公共空间的高堂广厦，永远盖不了两米高。
　　第二点，则事关围观本身的分裂。以雾霾为例。微博之上，勿论左右，勿论贫贱，都在抨击雾霾及其背后的黑手，都表态与其势不两立。然而，反抗的激情，却无法存续到微博之下。当雾霾遮蔽了我们的天空，围困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对策，却是逃避与忍受，我们的武器，却是口罩与更强悍的肉身，以及一种犬儒主义生存哲学。
　　为什么现在要重提“围观改变中国”呢？相信你已经看见，微信日渐崛起，微博颓势分明，围观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事实上，它的兴盛更像昙花一现)。我对微博并无多少贪恋，我感兴趣的是，微信取代微博，对于公共空间的建设，利害几何；微信的弹性、私密性、小共同体特征、点对点传播效应，将塑造怎样的公共性，将塑造怎样的中国。
　　围观改变了中国吗？也许答案要等到三五年后，微博宣告沉没，才能彻底浮出水面。
□羽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