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4-10-17

　　周锡光一九七三年八月警告父亲“慎防即将到来之肃反运动”，最后并未到来。西师同全国一样，一直进行的是“批林整风”。一九七三年十月下旬，学校奉令批判孔子，于是运动转为批林批孔。西南师院接连召开批孔大会，名为批孔，实皆针对林彪及刘少奇之引用孔子及儒家旧说，兼及台湾当局的圣诞祀孔典礼。
　　父亲只知批判孔子是最高领袖提出来的，但他至死也未弄清这是因为在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各个领域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以及采取的纠“左”措施，多多少少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林彪集团的实质是右。
　　对于尊孔子为仪型师表，立言行事悉遵依孔子为职志的父亲来说，批判孔子，不论出于何种考虑，都万万不可。他主编的《学衡》杂志，创刊号首页所刊之中西圣哲画像即孔子和苏格拉底像。父亲从来认为，“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也。其道德智慧，卓绝千古，无人能及之，故称为圣人。”孔子的价值可分两项：(一)孔子者本身，他的学问道德事功，具见载籍。“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二)孔子者，中国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标准之所托。不特一人一家之运命，即一国之盛衰，一民族之兴亡，世界文化之进退，靡不以道德之升降、大多数人人格之高低，为之枢机，因果昭然。中西前史，可为例证。今欲救国救世，根本之法，仍不外乎是。”
　　其实批孔，并不新鲜。
　　早在新潮澎湃的一九二七年，孔子就曾成为攻击目标，新派“学者以专打孔家店为号召，侮之曰孔老二，用其轻薄尖刻之笔，备致诋。盲从之少年，习焉不察，遂共以孔子为迂腐陈旧之偶像、礼教流毒之罪人。以谩孔为当然，视尊圣如狂病。而近一年(一九二七)中，若武汉、湘中等地，摧毁孔庙，斩杀儒者，推倒礼教，打破羞耻”。父亲不得不撰文公开指责“其行动之激烈暴厉，几令人疑其为反对文明社会，匪特反对孔子而已”。
　　本着这样的立场观点，父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赞同批判孔子。在众说纷纷，人心混乱的上世纪二十年代，父亲即曾强调指出：“今日之要务，厥在认识孔子之价值，发明孔教之义理。使知孔子之为人，
　　如何当尊。其教人之学
　　说，如何而可信。”父亲
　　并明确表示：“由于我之
　　良心，我当尊孔;本于我
　　之智慧思考，我坚信孔
　　子之学说。故今虽举世
　　皆侮孔谩孔，虽以白刃
　　手枪加于我身，我仍尊
　　孔信孔。”及至“文革”一
　　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步步
　　升级，要求人人对运动
　　表态，父亲毫不犹豫地
　　直言不讳：“批林，我没
　　意见;批孔，宁可杀头，我
　　也不批。”此言一出，触
　　犯众怒。这还了得!一个
　　政治上尚被“挂着”的老
　　朽，居然如此猖狂，胆敢
　　抵抗运动，冒渎领袖!很快进行批斗，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父亲再次承受沉重打击和磨难，痛苦可想而知。但他一点不后悔。此时寅恪伯父已离世五年有馀，而父亲仍时时感念与寅恪伯父的最后深谈，有些话似乎就在耳边。“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也许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父亲拖着
　　父亲卧病两年多后，被遣送回原籍。当时政策尚延续“文革”规定：“现行反革命分子”不得入住大城市，最后只得由居于陕西小县城的堂妹嗣父仲旗公长女须曼接回故乡泾阳养病。须曼姑此时已退休，但她原所在单位领导支持她接我父亲回乡。他说：“我不管吴宓头上戴的什么帽子，他既是泾阳的儿子，就应让他回泾阳来。叶落归根嘛!”父亲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离开西南师院，回到泾阳后，在须曼姑的悉心照料下养病一年多。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凌晨，以双侧颈内动脉血栓形成，呼吸循环衰竭，抢救无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2医院与世长辞。
　　一九二七年六月，王国维先生投湖自尽后不久，寅恪伯父和父亲曾有过一场谈话，论及高明人士的生死存亡与文化兴衰沦丧的关系。寅恪伯父说，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父亲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特有大小轻重之别耳”。不幸此语成谶：寅恪伯父与父亲“继往圣之绝学”，秉素志以为四五十年，最后虽未自杀，而皆由“文化大革命”浩劫丧生，同以身殉文化。伤哉!痛哉!（节选自《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吴学昭□吴学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