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的事情，上世纪三十代的上海小报，曾多次造谣过。最近，首次在中国出版的《我的朋友鲁迅》，专门谈到了这件事情。一段令人猜疑的历史“疑案”经当事人的叙述，详尽地向世人公布———
    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由于与鲁迅先生的友谊而广被中国人所熟知。最近，中国两家出版社陆续推出《我的朋友鲁迅》（内山完造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以及《上海下海》（内山完造著，陕西人民出版社），集中解密了那些被遗忘的往事。《我的朋友鲁迅》一书系编者集内山完造历年文章而成，首次在中国出版。《上海下海》一书，民国时期曾出版过，此次为再版。
    《忆友人》这篇文字里，内山完造这样写道：“上海有种叫做‘小报’的小型报纸，上面把先生批得很厉害，说我是日本外务省的最高间谍，月薪五十万日元了，每年情报费有五百万日元，必要的时候多少钱都出得起。还说我养了很多信鸽，其中最大的一只信鸽就是先生，每月都从我这里收到十万日元的好处费等。当时先生叫我不必在意，谣言之类的要编多少有多少，但真相只有一个。”是“间谍”还是爱国者
    1932年1月30日，因“一·二八”沪淞战争，鲁迅所租住的房子玻璃竟然被子弹破了一个洞，于是全家立即离寓，还是经由内山完造的安排，鲁迅先生一家又一次住进了内山书店。这期间，周建人一家被日本军方拘禁，内山完造多方活动，救出了周建人一家。
    然而，内山完造可以从军方救周建人的消息，不小心还是走漏了。在当时，一个日本商人和军方来往密切，这不能不被人猜测。果然，1934年，内山完造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便遇到诘难。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便刊登了一篇攻击鲁迅的四百余字短文《鲁迅愿作汉奸》，作者署名为“思”。在这篇短文里，这位“思”兄颇为恶毒，在文章里意淫鲁迅先生的一本叫作《南腔北调集》在日本出版日译本，说鲁迅骂政府的那些文章在国内挣不到几个闲钱，然而，经过内山完造介绍给日本情报局，便可以得到大笔的钱。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过了不久，这份《社会新闻》又于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另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这篇署名为“天一”的文章写道：“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这篇文章更是在结尾写道：“这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
    对于这篇狂热造谣加腻想却又极容易蛊惑民众的文字，鲁迅先生实在控不住“制”了，他决定要反驳一下，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写道：“这两篇文章中，有两种新花样：一，先前的诬蔑者，都说左翼作家是受苏联的卢布的，现在则变了日本的间接侦探；二，先前的揭发者，说人抄袭是一定根据书本的，现在却可以从别的嘴里听来，专凭他的耳朵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内山完造的书店经营
    鲁迅先生与内山完造相识的十年，恰好是他在上海居住的最后十年。1927年9月，自广州返上海的鲁迅，在抵上海的第三天，便找到了位于北四川路附近一个叫作魏盛里的小胡同的这家“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中是这样写的：“有一天，这位先生自己过来了，从书架上取了很多书后在长椅上坐了下来。他一边喝着我夫人沏的茶，一边点燃了烟，然后用清晰的日语对我说道：‘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安乐安路景云里 XX 路。’我问他：‘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他回答道：‘噢，叫我周树人就好。’我惊呼起来：‘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吗？我知道您，我还知道您刚从广东回到上海，不过从没见过，失礼失礼。’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鲁迅先生爱逛书店，又加上当时的政治空气不好，鲁迅先生
    每每用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不留自己住址，在上海的十年，大多数约会见面，鲁迅均喜欢约在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在《上海下海》一书中对书店的经营由开始的单一品种到不断壮大，有详尽的描述。比如在说到给书店做广告的时候，他写道：“书店初期，我们只敢从东京堂一本一本进新书，慢慢开始两本三本进货，也就意味着书店已经稳步发展了，有客人提出：‘要是能告知一下新书书目就太好了。’于是我们立即着手分发油印版的‘诱惑状’。将日本白纸对半裁开，上面写作者，下面写书名，新书旧书加在一起大概数十种，装入信封写上收件人，远处的邮寄，近处就让孩子送过去。起初觉得‘诱惑状’这个名字应该有人觉得不雅吧，却没想到有人称赞其标新立异，还有人说总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众口难调嘛！老本行做药品广告的我非常开心，很好，让客户们互相争辩才能达到广告效应，于是对众多评价置之不理，从裁纸到书写都亲历亲为。寄出‘诱惑状’的当天下午店里必定顾客爆满，开始仅仅发出一百张，不久就增加到三百、五百，每周必发一次。”
    在《上海下海》开篇的这篇介绍内山书店简史的文章中，开篇便介绍了开书店的原因：出门旅行了半年，妻子独自在家甚是寂寞，与其说是寂寞，不如说是觉得虚度时光。考虑到未来，两人开始盘算着做点什么，最后决定开间书屋。
    除了一开始的写“诱惑状”来促销，内山完造还大胆地进行图书赊卖活动，不但对日本人赊账销售，同时还对中国人和朝鲜人赊账销售图书。这一下很有新闻效应。甚至内山完造也帮助当时的中国进行了公民教育和诚信教育。这种对别人的信任有效地对“诚信”精神进行了建设。
    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里，内山完造专门写到了《北平笺谱》一书，这是鲁迅和郑振铎合作，费尽心思做的一本版画集。这本书用珂罗版制作，成本极高，定价自然也很高。然而当初只有两个人订购。因为只制作了一百套，内山完造就订了三十套帮助鲁迅销售，然而，意外的是，这书在内山书店竟然畅销得很，三十套转眼就卖完了，还有不少人追着内山完造要买，鲁迅最后同意又加印了一百套。后来，鲁迅又制作了版画集《引玉集》，依然是精装的，这次内山完造有了经验，一个月便销售了三百套。1959年，长眠于中国
    内山完造的书店在日本战败后自然被收回，建国以后，内山完造一直从事中日友好工作。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要举行庆典，邀请内山完造来北京观礼。内山完造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在机场见到许广平，兴奋得又蹦又跳的。对着身边的老婆说，自己死了以后一定要埋到上海。然而，真真是巧合，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天，内山完造突发脑溢血逝世。10月26日，根据内山生前遗愿，内山完造遗骨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至此，两位好友，又一次做了邻居。
    （赵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