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报告，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长3.9%。
    众所周知，我国现在的总人口接近14亿，而全国农民工总量现在也接近3亿，几乎占到了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一方面，农民工总量多了，说明发展农村经济和农民发家致富的步子迈得更大了，也更快了，农民改变贫穷落后的能力增强了，农民工融入城市也更普遍了；另一方面，说明由于阶层固化现象的日益普遍存在，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渠道不畅通，贫穷和社会权益代际传递，出现了典型的“一代穷世代穷”的不良竞争局面。
    如今，面对“拼爹”和“拼权”的盛行，面对官二代、商二代、星二代、富二代对有限社会资源的剥夺，农民工的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不可避免成为社会竞争和有序流动的牺牲品，形成了事实上的穷二代甚至穷三代，农民工子女仍是农民工，农民工的孙子依然是农民工，三位农民工即使再艰辛地打拼，也顶不了一位在社会上层的人所能够获得的国民待遇，农民工不产生焦虑和不满都难。
    而造成农民工阶层固化的根本原因是教育不公，让农民工输在起跑线上，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中
    学，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农民工很少能够扯上关系，经济捉襟见肘，面对不菲的大学学费，多少出身农门的贫困生望大学之门而兴叹，即使普通的教育资源，也由于人为的忽视和歧视，农村孩子总是低人一等，没有优质的教育，就没有优质的能力，最后必然没有优质的竞争力。正如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言，教育资源配置不平等→能力不平等→就业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生活不平等→下一代不平等……职业世袭化，成果血缘化，好处继承化，不一而足。
    可以说，农民工阶层固化，是“身份型社会”的写照，更是社会治理潜规则搅局的尴尬折射，如果国民的向上流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身份、世袭、血缘、继承所提供的庇荫和捷径，那么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反哺农村和共享改革成果等等就很孱弱，也无以体现文明和公平。英国法律史学者梅因就认为：社会继替的文明原则是从 Status （身份）到 Contract （契约）。什么时候，相对于农民工的“身份型社会”弱化了，契约型社会氛围浓厚了，农民工的阶层固化才能有所改善。
    （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