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茅于轼《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春节期间，有一本书我反复阅读，它就是茅于轼先生的新作《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茅于轼先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文章我看过不少，而这本《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我以为是他写得最好的著作，也是迄今为止茅先生针对中国社会问题发言中最重要最深刻的作品。
    这是一本理智、冷静、全面的中国社会健康状况体检报告书。它对中国的现实，不虚夸，不丑化，而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全球视角，作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书中呈现了中国人的生活现状和精神面貌，客观而理性。作者从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入手，找到了当下中国社会中最关键的病症，指出了产生这些病症的原因，追根溯源寻找它的制度的、文化的、思想的根源，并澄清了很多是似而非的观念陷阱，为中国如何走向宪政文明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书中深邃的思想，宽阔的视野，睿智的经验，理性的论述，前瞻的预测，都将会在今后至少十年里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芒。这是以最浅显的话语讲述宏大道理的书，平易近人，高屋建瓴，娓娓而谈，体现了作者举重若轻的大家风范。这是一本讨论全体中国人利益、也适合所有中国人阅读的书，特别是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知识分子，更应该仔细阅读的书。
    事实上，作为地球村的一员，除了人种、环境、历史、文化不同之外，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弱智或睿智，人性相通，我们并不存在什么可以“例外”之处。为什么我们经济发展了，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之增加，而是有了更多的怨气和戾气？贫富不均全球皆有，为什么到了中国就成了问题？茅先生认为，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是“不讲理”制造了深层矛盾。“一个社会是需要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里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人类历史非常漫长，在过去的5000年中，大部分人都在挨饿中渡过，全世界的平均寿命也只有26岁。直到19世纪，人类才摆脱了饥饿的困扰，不但寿命大幅度地延长，享受的财富也成十倍地增长。是什么原因造成了19世纪以前人类的停滞和19世纪以后的快速发展？茅先生认为，是因为人权和市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人权的对立面是特权。关于人权和特权，茅先生有非常明白易懂的阐述：“特权最基本的属性是人与人的不平等。在法律上规定一些权利只有某一类人可以享有，其他人不能享有，这是最明显的特权。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就是大夫阶级的特权；罗马法规定只有公民能享受法律的保护，而奴隶则不享有，也是一种特权。现代法律已基本做到人人平等，但是法律的执行上和习俗上有许多人可以例外，不受法律的约束，这些人就是特权阶级。例如虽然法律上没有规定，但事实上某些人是不容批评的，他们却有权批评别人，这是特权。批评尚且不容，遑论法律对他们的约束力。现代社会的特权都以隐蔽的方式在起作用，它们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以意识形态及行政权来起作用的。”他认为，人权根本不用争取，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到来。而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只有依靠市场，才能得到最合理的结果，除此之外，别无良法。
    这本20万字的红书皮的汉字书，使我想起200多年前美国托马斯·潘恩的英文书《常识》，写的都是常识，是两本书最大的相似之处。潘恩的《常识》说服了当时的公众舆论支持北美从不列颠独立出来。当时北美人民的君主制观念还根深蒂固，连华盛顿、富兰克林、亚当斯这些独立战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都不曾明确提出从英国独立出来。1775年4月l9日的列克星敦和康柯德的战斗之后，潘恩得出结论，这次起义的目的不仅要反对不公正的税制，而且要支持全面独立。只有独立，才有自由。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潘恩发表小册子《常识》，这本书立即引起轰动，在一个人口仅250万的北美殖民地里，总共售出了50万册。有人说，是潘恩的《常识》首先喊出了美国必须独立的声音。如果没有托马斯·潘恩，自由的美国将难以想像。虽然它的发行量不可能如潘恩的《常识》那么大，但是我坚信，当我们过了十几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当中国实现了宪政之后，再回头看这本《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会发现，以它对中国问题分析的深度与广度来说，它有着同《常识》一样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于当下，它则是一声远方传来的春雷。□赵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