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时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官场和读书界的热点话题。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氏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等“朝代”。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他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开始著述。主要著作有三本，即《论美国的民主》、《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
    出版于1856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据学者解读认为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那种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实际上托氏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在英、美、法三国的革命中，托克维尔只把法国革命前的制度称为“旧制度”，把法国革命称为“大革命”。较之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革命时代的法国不仅阶级矛盾太尖锐，更重要的是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社会各界广泛产生了彻底改变这种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但当时法国独霸一方的封建主，不屑于使用理性的方式，比如使用法律的武器来和王权作斗争。这样就导致法国始终没能出现像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那样的约束王权的法律文件，因此没有能够培养出自由主义的法治传统。特别强大的法国王权，很自然地会成为传统的贵族特权的有力保障，从而导致法国没有能够改良而是通过暴力走向了大流血的革命。
    通过此书可以看到，托克维尔是富有前瞻性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其家族在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难，但仍能对大革命持客观、公允甚至部分肯定的态度，因为他深切认识到，自启蒙运动、美国革命以来，王公贵族的独占统治再也难以为继，民主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法国大革命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必然要发生的一个事件，具有不容否认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作为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内心深处最珍视的还是“自由”的价值，并且终其一生，他都对民主政治对平等的重视有可能导致对自由的侵害，有一种深深的隐忧。一方面，他承认民主是世界潮流，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民主政治强调人人平等，搞得不好很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所以后来的不少学者认为，尽管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但是法国革命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想模板。法国大革命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还有一种“民族再生”也就是要实现“人尽舜尧”的道德狂想。同时，强劲的贵族社会传统还使法兰西民族养成了崇尚暴力的习惯，结果这个民族在它的革命中，自觉不自觉地总要诉诸专制的、专横的暴力手段，最终导致了其民主实验的流产。法国大革命的确一贯地带有某种和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专制主义气质，不是搞“议会专制”，就是搞“群众专制”，后来还滑向了拿破仑的个人独裁。但是更多的主流学者认为，法国革命的这种激进性也有一个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那就是通过对平等价值的执着追求，大革命不仅彻底捣毁了法国那种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从而为人民主权在法国的实现开辟了道路，同时它还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它以空前的力度高扬了人民革命的正当性。因此，这两种革命的经验实际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也许只有将两者的思想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建成比较健康的现代民主政治。1980年代就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为知识界广为认知的王岐山，在履任伊始就推介《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中自然有其别样的意义。
    笔者以为如今高层推荐此书首先应该是提醒广大中高级干部认识改革形势的紧迫和时不我待，更在于惊醒某些利益集团，不要成为改革的障碍。问题是近年来跃居世界第二经济体的现实，无形中掩盖了体制的弊端，所以一时间“中国模式”盛行，甚至将弊端当做优势，让不少人在危机面前沾沾自喜。而此书恰恰告诉我们：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这些贵族们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免税特权，逐渐在民众改革呼声中裹足不前，最终丧失了改良的契机。但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也正是这种表面上的繁荣下涌动着革命的暗流，腐败的旧制度下的经济繁荣恰恰成了大动荡的推手。
    观诸中国，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关于革命的行动和话题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近现代史的全过程。其中不乏成功的案例，却也存在失败的例证，但无论如何，革命都是时代与压迫的必然产物，对近现代中国的社会进步具有推动作用。能否告别革命，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不是上层或知识界个别人的一厢情愿。但上层的改革自觉和下层的良性互动却是缺一不可的主要元素。托克维尔对多数人暴政的担心也绝不是杞人忧天，追求民主只能缘着追求自由的路径才能得到；若放弃自由去追求民主只能导致奴役和暴政。这或许是托克维尔为全人类总结的政治教训，这也正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留给我们的重新阅读的价值所在。当前值得汲取的是：没有公平正义，社会就要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过分强调平等和均富的结果，最后导致民粹主义盛行同样不是国家的福音。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从而平稳实现社会转型，则是秉政者的责任。
    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不都是沿着螺旋上升式的道路演进。法国大革命虽已与我们远去，但制度与革命变更的教训依然如幽灵一般高踞在我们头顶，依然鲜活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