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新京报》人物版的主人公叫章和进,是一位农民工。2007年底,他第一次拿着遗书走上武汉市一幢三十层高的建筑,以死恳求相关部门为其讨还欠薪;2009年中,他已经帮助其他农民工策划多起 “跳楼讨薪”事件,基本上都取得了成功。“跳楼”大概是他迄今为止找到的最有效地拿到合法收入的方法。
    有人称他为“跳楼秀”导演,有人评价他利用了“江湖智慧”。多少人跳、跳哪幢楼、准备怎样的遗书和横幅、联系哪个部门、接洽何种媒体、得到什么样的承诺之后再“罢跳”,这些他都要一一盘算,精心部署。这些策划小心地弹跳在法律底线之上,并与公众的同情心巧妙周旋,的确使“讨薪”一事有了一点不堪的味道。
    但如果我们知道章和进 “跳楼讨薪”之前的经历,恐怕就难以责备这位农民工兄弟。几年前,他和他带出来的十五位老乡白白劳动两年,工钱被黑心包工头卷走,其父气得中风瘫痪,其妻离家出走。当时,他的投诉渠道完全合理合法:找建筑公司,被告之已支付工钱给工头;找到劳动监察大队,被重复告之公司已支付工钱;找到法院,被告之要交1000多元立案费;找到媒体,被告之“讨薪事情太多”,没法报道。当解决问题的社会常规机制不发挥作用的时候,当表达诉求的正常渠道被阻塞的时候,非常规手段才成为选择。
    而耐人寻味的是,在常规机制不作为的情况下,非常规手段却显得如此有效,如此立竿见影,即便有若干风险和代价,也相当值得一试。这就如同微服私访总会比正规检查更见真相,常规机制如果总是在非常规的状态下发挥最大效用,那么无怪乎有人会用“旁门左道”解决问题。章和进在社会底层辗转多年,也曾一度站在生死线上,已经深谙这种逻辑和思路。他未必能意识到自己是在碰制度的软肋,但他肯定发现了这一点,只有他站在高楼顶上抵死相争的时候,楼下的“相关部门”才会发现解决他的问题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
    章和进为“跳楼秀”这个说法感到愤怒和委屈。“秀”是表演,是展示。当弱势群体只有动用“生死”这个砝码才能拿到劳动所得的时候,只能说他们是生存所迫,很难说他们是在表演和展示什么。倒是站在楼下的责任部门,忽然展示了它们原本所能达到的高效,原本所应有的社会担当和人性温度,不知道是不是也算一种“秀”。如果用“秀”这样一个词太过轻佻,那么至少,所有与此相关的部门,所有参与其中的责任人,都要反省一下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这并不多余。毕竟,每一次“跳楼讨薪”都是一次对社会良知的叩问。我们希望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能在常规渠道解决,再也见不到“跳楼讨薪”这样的社会新闻。
（刘文嘉）